艺术解释的向度

主观性、历史性、对话性、无限性是艺术解释活动中的四个重要向度,它们决定着解释的方向、结论以及解释的广度和深度。在此向度上进行艺术解释活动,可以使主观与客观、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现实创造性以及未来指向性之间的张力或冲突,得到相应的缓解或解决。     

中国文论的对话性刍议

以孔子《论语》为代表的中国文论的基本话语特征是对话。对话语体有独特的审美魅力,也有独特的传播要求,从而也生发出独特的文论思想,即表层讨论的平等与深层"依经立义"、"尊经征圣"的纠结,个体性的创造性观念只能在符合经义的有限空间内伸展,中国文论的创造性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     

对话性、歧义性和颠覆性: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话语理论

克里斯蒂娃认为,词语的对话性、歧义性以及文本的互文性为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提供了基础;诗性话语打破了语言习惯从而把言说主体从语言和社会的各种禁锢网络中解放出来;话语主体通过阅读-书写过程介入到社会历史话语之中并重新书写历史、干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同于交际语言所强调的清晰性、准确性、唯一性和权威性,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背离语言规则而强调意义的多重性、歧义性、僭越性和意义生产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由于互文本把社会历史纳入文本范围,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变得密不可分。     

从巴赫金对话理论看卞之琳诗歌中声音的对话性

本文结合作品分析,发掘卞之琳诗歌中声音对话性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契合因素;从"为什么"的层面深入透析形成卞之琳诗歌声音的对话性这一风格的原因主智诗风、相对观念以及非个性化.     

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二

话语具有对话性是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思想。对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话语在称述自己的对象的时候,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其次,话语的对话性体现在话语的说出总是以听者的存在为前提,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根据话语对话性在形式结构形态上的呈现与否,巴赫金将文体作了小说与诗歌的划分。在此基础上,巴赫金认为,与自然科学相比,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们以话语作为存在方式,且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     

内在对话性的生成——论老舍幽默小说的转型

老舍的幽默风格处于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在他的初期创作中,悲剧性人物与喜剧性人物界限分明,分工明确。从《离婚》开始,其小说在时势变迁的背景之上通过两种处世方式、两种命运模式的描绘,揭示了社会与个体之间以及他们自身的种种矛盾的纠结。由此使得小说中那类命运步步下滑的人生类型中内蕴着深沉的时代悲剧性,同时在此基础上又逐渐生发出喜剧性;而那些喜剧性的人生类型因这种深沉的时代悲剧意识观照也透露出普泛的悲剧性。但在这种普遍的悲剧性中,老舍又在出走或坚守等生命姿态中带着超然的笑声,其幽默艺术因之逐渐形成内在对话性。     

《罪与罚》的戏剧特征分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罪与罚》的戏剧化倾向很早就引起了评论家们的关注,但人们一般是从其文本的对话层面阐述其戏剧特征的。事实上,类似戏剧的悬念暗流均匀镶嵌在这部小说的各个章节中。通过对时间的巧妙处理,作家使小说中的时间具有戏剧的时间特征,与此同时,景物的描写与设置也为事件的背景提供相当于舞台上的布景。     

从对话关系看《水仙》与华兹华斯

文章从对话关系入手,通过分析华兹华斯《水仙》一诗中的对位与对话,展开对诗中救世的神秘主义思想的讨论,发现在其对自然的描写和对人的关爱的背后,是他对于社会历史现实的不满和哀伤;而诗中关于自然的颂歌,吟唱出的却是关于自然和理想的狭义的哀歌。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Dialogic landscapes: Toward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globalization in urban Indonesian signage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a perspective rooted in Bakhtin's dialogism between the fixed centripetal and fluid centrifugal force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useful in achieving a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globalization in general and semiotic landscapes in Indonesia in particular. Drawing on data from Indonesia, this article shows dialogic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fixed and fluid notions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rough a multimodal and indexical analysis of governmental and commercial signage in the urban center of Semarang,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Central Java. The analysis highlights the nuanced localizing and globalizing strategies in signage and how dialogicity helps shape the semiotic land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