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私盐问题与盐价双轨制——以渝东盐市场为中心

私盐历来都是困扰着盐行业正常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私盐的形成有各种原因,但在体制层面主要的还是盐价双轨制所致;当代尽管在盐业管理上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政策,而私盐的泛滥仍然较为严重;解决私盐问题的根本策略应从产销平衡和价格体制管理两个方面着手。     

清代云南私盐问题研究

清代云南私盐活动十分活跃,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统治秩序。以咸丰为界,前期主要是腹地私盐,后期主要是边岸私盐。前期腹地私盐的泛滥主要与制度的缺漏、沉重的封建剥削、利益的驱使以及私盐所具有的优势有关。后期边岸私盐的侵销主要与市场需求、边民互市和借销邻盐的基础、天灾人祸、清末名目繁多的盐课以及帝国主义的纵容等因素息息相关。清政府对私盐的态度历来是深痛恶绝的,而随着时局的发展,政府越来越重视边岸私盐问题。     

我国食盐专营的法律规制研究

目前,我国食盐专营制度的诸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最高决策层也将盐业体制改革列入今年垄断行业改革的议事日程。在依法行政已经成为主流话语甚至意识形态化的当下,作为我国食盐专营困境及其症结的盐业行政垄断使得法律规制成为必需和可能。职是之故,只有针对规制者的规制形成一种共识和制度,我国食盐专营的法制化及至法治化才是一个可欲而可行的对象。     

论明代海盐产地（上）

明代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盐业生产也不例外。明代海盐产地分布于从辽东半岛至北部湾的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及其附近某些岛屿。明代海盐生产至少有177个盐场。与元代相比,盐场总数增加了4个。由北至南按照产区依次论述,其（上）部分主要研究了辽东、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的情况。其中,交阯12场是新设,存在时间较短。两浙盐场减少了10个,主要是盐场合并所致。辽东盐场增加了14个,这一点与明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屯田直接相关。     

海盐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

几千年的海盐生产造就了盐城这一"黄海明珠",更重要的是在盐城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凝结了底蕴丰厚的海盐文化。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开放包容、不屈不饶构成了海盐文化的精神实质。发挥海盐文化资源优势,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着力打造海盐文化名城,彰显城市文化特色,弘扬海盐文化时代精神,助推盐城社会发展是海盐文化当代价值的重要体现。     

评唐代刘晏对盐法的改革

刘晏是一位有头脑的实干家,由他推行的盐政改革,在管理、运输、销售和价格等方面都很有创意,其结果扩大了征税范围,增加了政府收入,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由于刘晏改革盐法利用了商人和市场的作用,虽然其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但客观上使得国家不得不维护市场秩序和市场繁荣,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央集权制度的维持并无根本冲突。国家经营和管理盐业,还在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为维持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局面,需要很高的费用,历代的经济改革无不从属于国家财政及政权统治上的需要。中国历代的改革都是发生在政权政治危机来临之际,而在和平时期,多采取无为而治,并不过多地干预民众的生产生活,也不过多地干预经济。     

清代山东海盐灶课考

清代山东海盐征收的灶课,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类是狭义的灶课,有灶地银、灶丁银、草荡银、滩池银、盐锅银、鱼盐课钞等项,由各盐场征解,称场灶课;一类是民佃灶课,有民佃灶地银、盐课银和加摊丁地银等项,由各州县征收,解归运库.名目繁多的灶课和商课,导致了清后期山东以及全国盐务的疲弊局面.     

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学术史回顾与评价

迄今为止,尽管中国海洋经济有着丰富的实践,但是中国海洋经济综合史作为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至今阙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一些传统海洋行业和海洋事业问题展开研究,形成诸如中国航海、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海洋贸易等领域的一些专门史或行业史,但总体而言,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待深入。本文按照不同专题和研究问题,对近三十年国内外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并依此提出中国海洋经济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国民政府以自贡盐场为中心的盐运建设(1937-1945)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面对沿海盐区相继沦陷、淮盐运输阻塞、军民食盐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但繁忙的盐运却受到交通条件和陈旧的引岸制度的严重制约。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川盐运销引岸制度，实行官收官运和招商代运，并通过一系列对大后方盐业运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军需民用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也极大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形成了川盐历史上的第二个经济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