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机理与路径

防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存在数据基础建设推进不够、智能监测预警应用不深、协同精准施策研究不透以及动态监测管控支撑不足等四大问题。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数字乡村能在信息化总体水平、数字化参与程度和网络化应用场景等方面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水平。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不断演化升级,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四项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能够构建一个与农村社会客观情况高度仿真与同步的易返贫人群的“数字孪生”世界。虚实空间的双向互动将作为核心演化模式,促使防返贫数字治理全过程形成以三次映射为主线的智能化调适升级机制。智能化的防返贫数字治理机制将具备大数据和智能模型双驱动、实时预测赋能、去中心化决策与帮扶过程精准管控的关键能力。与此同时,通过统筹协调、思路转变、规划引导、多级联动、过程可信等五大路径,提升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体系的智能化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能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吗？

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总体上看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地区看西部地区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获益最大。其次,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其中,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进而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最后,分维度检验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增强农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高农业经济增长效率,优化农业经济增长结构,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从而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此,要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促进生产力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赋能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与实践逻辑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持续推进,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农村人居环境依靠传统手段难以解决的治理困境将有望借助数字赋能来化解。数字治理与环境治理双重政策势能的释放、“新基建”背景下数字设施与农村人居环境设施的融合以及村民数字素养与环境意识的同步提高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供了社会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的协同性、整合性、共享性、参与性,通过数字赋能治理协同、数字赋能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沟通渠道和数字赋能社会动员,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从“信息孤岛”到信息互联、从“二元鸿沟”到城乡融合、从“单向价值”到多元表达、从外部输入到内生驱动的转变。     

我国农业数据跨境传输规制标准构建

为纵深推进数字农业新发展格局,拉动我国农业迈入国际化快车道,有必要审视我国现行农业数据跨境传输规制标准问题,参照并适应CPTTP、RCEP相关规定,从四个维度扫清农业数据国际流通标准障碍：(1)建构数据安全传输本地化分级分类管理标准,廓清农业数据跨境安全分级管理目录,制定数字农业数据跨境传输本地化安全管理标准;(2)形成农业数据风险管理标准,界定农业数据传输三层级风险范围,细化农业数据不同风险等级控制措施;(3)设计农业数据跨境传输合理安全阀标准,细化数据“等效性”保护标准条件,设定数据跨境传输“等效性”具体认定规则;(4)打造农业数据跨境传输处理流程标准,具化数据传输具体审查业务,建立数据传输及时认证制度,设立数据进口风险实时检查机制,形成数据传输处理紧急应对措施。     

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数字乡村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南。通过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念结构过程目标”的理论图式,对数字乡村治理进行逻辑阐释。理论分析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机械到智慧的升级,在主体结构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协同,在治理过程上体现了从碎片到整体的智治,在治理目标上体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治理理念、主体结构、治理过程及治理目标的脱嵌,从而使得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向受缚、行动受阻、整合受限、转型受挫。为了更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应实现不同维度的再嵌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绩效,需要从理念重塑、结构优化、过程升级和目标同频4个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区块链与金融市场稳定：真实行动还是概念炒作?

当前,区块链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焦点,其在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成为资本市场的投资热点。基于2016—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区块链信息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块链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司披露区块链信息显著提高了股价崩盘风险,支持了区块链信息披露的概念炒作假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公司或管理层出于资源获取和个人私利等动机操纵区块链信息披露,降低了信息质量,从而提高了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涉足区块链产生的股价崩盘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公司和非高科技公司;加强外部监督、提高内部治理效率会有效抑制公司涉足区块链所导致的股价崩盘风险。因此,应该警惕区块链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通过优化内外部治理机制保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稳步推进。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机理与路径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指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融合创新,推进实体经济业务逻辑重构、组织形态变革、价值模式创新的过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可以形成相互促进、互为支撑的“双循环”发展框架,沿着“新型实体企业—数字生态—新型实体经济”的演化路径,在微观层面培育新型实体企业,在中观层面形成和完善数字生态,在宏观层面推动新型实体经济蓬勃发展,并经历“技术渗透—协同发展—深度融合—融活创新”四个阶段。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应夯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支持研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加大力度支持数字平台及其生态创新发展,探索建立融合创新的利益分配机制。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     

Local Name Authorities and Linked Data: The Landscape

Abstract

Name authority control—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and maintaining a set of headings or access points for named entities—brings consistency to names in online systems and can help users locate needed items and identify related materials. Linked data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name authority data sets and make them available to wider audiences. This column seek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local name authority projects using linked data, along with practices, challenges,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in this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