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兼论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数字经济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带来了新机遇,而“数字鸿沟”又可能引发新的贫富差距。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认识和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及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省域层面上,数字经济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越过门槛值,数字经济水平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发现,我国南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效应,北方省份城乡收入差距受数字经济水平影响较小,而南方较大。     

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崇拜的机制与实质

数字技术崇拜是一种从心理、行为和价值观上深受数字系统影响的社会现象,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对数字技术及其产品构成的数字系统过于依赖、过度上瘾以及对其塑造的意识形态过度顺服的社会异态关系。这种社会现象的形成主要基于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技术理性的迅速扩张和感官系统的极致调动。究其本质,数字技术崇拜背后是经由数字资本逻辑重构社会秩序、数字技术内生意识形态和数字权力塑造单向度人共建而成的机制。面对数字时代人类境遇的遮蔽,并不等于要一刀切地舍弃数据和算法的便利性,而是要唤醒人的数字主体性意识,建立数字权利的政府保障机制和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     

我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现时难题和优化路径

传统税收法律制度在对数字经济企业实施税收征管时存在征管依据缺失、征管技术落后等不足,进而诱发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导致无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充分有效的征管。各国对数字经济的利益诉求不同,使得在国际层面具备广泛共识的数字税方案难以达成。从国内层面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的税收征管仍旧依靠传统税收模式进行,并未将数字税作为独立税种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这种税收模式在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的当下已经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税收征管的现实需要。对于当前中国构建数字经济税收法律制度的路径,可以通过升级数字税收监管技术、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的监管作用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等手段进行优化,并积极参与和推进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数字税收法律规则的制订。     

元宇宙经济课征所得税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进路

元宇宙经济是一种深度创新的数字经济,其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在元宇宙中生产、交易数字产品能够给权利主体带来客观的经济利益。我国现行所得税法没有对元宇宙中虚拟化身或虚拟实体的税法地位和数字产品交易收入进行规制,这会导致国家税源的流失,不利于数字资产的优化配置和数字公平的实现。为引领元宇宙健康发展,在构建及完善我国元宇宙收益所得税制时,由于源自元宇宙数字产品生产和交易的收益具有经济上和法律上的可税性,应当对该收益征收所得税;应穿透虚拟化身或虚拟实体,对其背后的真实权利主体征税;所得税法应将数字产品转让所得和许可使用所得分别纳入“转让财产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来课税。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     

简论壮族五大文化遗产

南方稻作民族人文始祖洛甲及布洛陀、洪水育人神话盘古兄妹、左江花山崖壁画、歌圩的女儿、歌仙刘三姐、全国篇幅最长的民间抒情长诗《嘹歌》,及壮族原生态民歌,是广西壮族五大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民族根基,抢救文化遗产与建设首府先进文化密切相关。     

工业遗产的价值与保护初探

自20世纪末以来,工业遗产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记载工业文明历史的特殊类型的文化遗产,工业遗产具有历史、科技、美学、经济、教育和精神等价值.一些工业化国家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包括将工业遗址改建成博物馆、改建成景观公园和综合开发利用三种典型模式.尝试界定了中国工业遗产的内容和时间范围,剖析了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超前性和复杂性特点,提出了我国开展工业遗产保护的几项基本措施.     

互联网发展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响研究

互联网发展给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带来了全新机遇。将互联网发展、信息不对称和银行信贷质量纳入分析框架,从事前和事后两方面详细论证互联网发展减少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机制和效果。结果发现,互联网发展能够提升银行资产质量,有助于控制信贷风险。互联网发展不仅提高了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事前沟通的频次,还在事后增强了银行贷款的监督调整能力。除此之外,由互联网催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银行信贷质量有正向溢出作用,这是互联网发展影响银行信贷质量的间接机制。     

互联网二十年：中国电视媒体的转型发展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二十年来,新信息传播渠道、平台的出现影响了传媒生态,传统媒体的生存发展受到冲击.电视媒体在终端和经营两个层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未来电视机在视觉特性上会继续改进,同时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会更具网络特性;视频终端的多样化,多“屏”具有融合趋势;媒体机构方面则需要布局更广的电视产业链,以产品思维、用户思维去经营.     

数字化时代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内在逻辑与行动策略

数字技术使信息传播渠道从单一向“网络立体化”转变,信息传播主体从“中心化”向“分散化”转变,信息传播环境从“真实化”向“拟态化”转变,信息传播出现了“混沌”与“失序”现象。“坚持人本理念”是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基本逻辑,“信息资源与要素的再整合”是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基础条件,“智能化信息平台决策机制”是网络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保障。在信息传播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需要强化技术体系与网络体系的链接,搭建多层次信息流动与传播的网络空间;需要加强对社会生活空间与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促使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迁移;需要催生全新的元宇宙信息场域,构建与现实世界映射与交互的虚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