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与透明性研究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的改制,股份制企业的两权分离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显得更加复杂,出现了“双重代理”、内部人控制或“政企不分”的现象,产生极大的代理成本。因此,委托人必须设计激励性契约来规范代理人行为．使代理人与股东利益相一致,从而增加股东财富。通过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和透明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存在着治理结构、经理人市场建设及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刍议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违反合同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的研究以及对当今各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的考察,论证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对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设计提出了初步设想。     

论代理成本的控制——兼议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

现代公司制的本质是委托代理制.由于利益与信息的不对称,经理层所做出的决策可能会背弃股东的利益,产生代理问题.西方国家一般是通过持股权、报酬合约、董事会、经理市场、公司控制权市场与机构持股等方式协调经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取向.要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作为政府部门必须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完善公司内部的治理结构,建立科学的企业制度.     

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在立法上的冲突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国家赔偿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职务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分别规定为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上的冲突应尽快解决。建议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作修改或废止。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公司法》（下称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在上市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任职资格不明确、独立性不强、发挥作用有限、缺少专业化的独立董事队伍等一系列问题，文章主要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商法视野下的环境侵权债权人保护

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行为在创造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正是这种两面性使立法者在运用传统民法价值理念对环境侵权债权人进行救济时陷入价值取向上的矛盾。鉴于企业经营行为造成的环境侵权行为所具有的商事属性,商法所具有的以"营利观"为核心的衡平价值理念,使商事责任制度和规则更加有利于受商事行为侵害的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具体体现在对绝对责任的例外适用,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肯定态度以及对连带责任的一般性适用等方面。     

网络游戏“私服”、“外挂”行为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私服”、“外挂”行为严重威胁和冲击着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界定了“私服”、“外挂’’行为，指出了“私服”、“外挂”行为的危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私服”、“外挂”行为构成要件内容的特殊性、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和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最后提出了“私服”、“外挂”的立法建议。这有利于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净化网络文化环境，打击“私服”、“外挂”行为。     

非婚同居性行为损害赔偿问题研究

对非婚同居性行为引发的损害赔偿问题，从女性当事人角度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男方以恋爱结婚为由欺骗女方同居的，即女方受蒙蔽同居的；另一种是女方知晓对方感情、身体状况和同居目的而自愿同居的，即双方完全自愿同居的。对前者，男方应对女方损害赔偿结果承担侵权责任；对后者，男方应分担相应的性行为损害后果。     

Unwanted sexual experiences and sexual risks in gay and bisexual men: Associations among revictimization,substance use,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The data set of 2,182 gay/bisexual men's month‐long sexual diaries collect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Socio‐sexual Investigations of Gay Men and Aids (Project SIGMA)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extent to which acts of anal intercourse (AI) are distributed among gay men, using the Lorenz/Gini methodology for measuring concentration. Most individuals (60%) who engage in AI do so only once or twice a month, but there is a long tail of those who do it much more.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AI acts, one tenth of the individuals are performing half of the acts of AI.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concentration is high (0.55). Factors most affecting rates and concentration of risk behaviour include relationship status, HIV sero‐status and concordant/discordant partner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