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谈判力：劳资冲突治理的博弈分析

劳资冲突是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源于劳动力保护机制与市场弹性机制之间的不协调,实质为劳资谈判力的不平衡。因此,治理劳资冲突、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平衡劳资双方的谈判力。文章以"谈判力"为分析工具,讨论影响劳资谈判力的因素,以及改革过程中劳资谈判力的变化,最后提出构建多方合作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劳资冲突的治理。     

中国民间“调解法”立法模式及制定

民间调解是当代替代诉讼解决纠纷(ADR)的重要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裁、审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目前民间调解存在立法、运行、效力不统一和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借鉴当代西方各国和地区\     

作为试验手段的复议前置制度

近年来,推动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呼声越来越高。早期的行政复议制度存在同案不同判、中立性无法保证等弊端,导致其公信力较弱。实现行政复议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核心要义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首要课题是恢复行政复议制度的公信力。从长远来看,应将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视为一项试验手段,通过确立行政复议前置标准逐步扩大行政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重建行政复议的制度公信力。结合行政复议前置的判定标准和行政行为的现实特征,当前可以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等具体行政行为确定为行政复议前置的试验领域。     

菲推国际仲裁的海洋法公约机制应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整体上的强制性.《公约》构建了司法管辖、仲裁管辖和辅助管辖等多元异质性强制管辖,架构了前置程序、识别程序、初步程序和审裁程序等多重次序性强制程序.针对菲律宾就中菲南海争端单方强推的国际仲裁,我们可以立足于争端强制解决机制的多元异质性与多重次序性,让《公约》机制为我所用,为中国所持的“双不”立场提供清晰的国际法注解,寻求中国主权维护之策,并为日后类似侵蚀中国主权的行为提供预防性立场注解,以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应利用初步程序,坚持前置程序理据,对仲裁法庭受案提出反对主张,利用对事管辖和时间效力阐明仲裁法庭无管辖权的法理所在,利用裁决属性搁置可能的不利裁决,以维护国家主权.     

我国网络实名制的缘起、争论及可能出路

网络实名制是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是在网络世界的不确定性中寻找到确定的机制和方法有效的监管个人行为,推动网络的健康发展。在经过无政府主义的起步之后,很多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伴随着争论的出现,对于可行性方案的探索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实名制的介入是基于人的权利的现实基础,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人存在的新规范,是网络自身良性发展的必然诉求。     

禽流感疫情管理中的问题与挑战：一项基于家禽风险管理的实证研究*

以往的疫情报告表明,小规模养殖方式的存在是导致疫情爆发的主要根源。如何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实施监督是重建整个疫情规训设置的重中之重。然而,调查表明,现有疫情规训机制是基于现代养殖场的风险管理模式建立的,不论“知识-权力”设置,还是管理技术都难以对小规模养殖方式和散养方式实施有效监管。而且,在整个乡村,盛行着工业化养殖文化（现代养殖文化）和有机养殖文化（传统养殖文化）的话语权之争。因此,为了应对碎片化风险管理现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权力”设置,而且需要重新定义工业化养殖文化,以克服现有“混杂性”小规模养殖方式的诟病,真正建立有效的疫情管理机制。     

论新时代农村基层矛盾化解的共治能力建设

新时代的农村基层矛盾由传统民间私人领域向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拓展,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易激化等阶段性特征,化解难度明显加大。农村基层矛盾化解的机制创新,突出体现在由各负其责的分治向多主体协同联动的共治转型,力求破解单主体分而治之的碎片化困境,但多主体间的共治能力建设滞后已逐渐成为农村基层矛盾化解的一大瓶颈。全方位、系统化的能力提升则是应对农村基层矛盾化解共治能力建设滞后的因应方略,旨在通过“自解-他解-共解”并举、“共商-协同-联动”并进、“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能力建设来弥补共治能力建设滞后的不足。最终聚合治理资源,凝聚治理合力,协同共促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公众参与引导下的重大工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突变性等特征极大地颠覆了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阶段演化特性,对传统封闭性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设计提出了新挑战,具有多元非中心性的公众参与在应对该挑战中可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基于裂缝假说分析重大工程社会冲突困境,提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参与制度是困境化解的关键路径;将公众参与成熟度作为公众参与水平划分工具,按照低、中、高将其划分为3 个水平;引入网络化治理理论,建立与公众参与水平相匹配的公众参与机制,即形成“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介入”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型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引导重大工程社会矛盾的自我疏导、自我治理和自我化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网络化治理新格局。     

美墨水债问题：国际水权纠纷的新发展

美墨水债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墨西哥两国对其界河格兰德河开发利用中产生的国际水权纠纷。格兰德河的流域气候及双方在解决国际河流水资源的理念立场、制度安排决定了美墨水债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未来两国不会因为水债问题推翻原有的国家间条约,缔结新的协议,而仍会在1906年、1944年水条约形成的基本条约框架内协调水债问题。美墨边境农民问题、美国新建边境墙问题、水流交付时间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全美运河衬砌引起的边境地下水问题都会对水债问题产生影响。美墨水权纠纷的新发展可以为我国相关国际河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     

纠纷解决是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关于全方位解纷模式的初步思考

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是人民之间的纠纷得到及时解决,是具备充分有效机制使民间纠纷不至于恶化成灾。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利益有不同程度冲突的各色人或各类群体和平共处、相得益彰的社会,是纠纷得到及时的、制度化的解决的社会,是纠纷解决机制健全有效的社会。我们不能幻想消灭纠纷的"和谐社会"。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消除冲突或解决纠纷,而不是策划或利用人民之间的斗争。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一要义不一定是全力保护纠纷双方争议的正当利益,而是为了防止纠纷"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恶性循环"。国家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的最后的、不得已的途径,社会解决纠纷才是纠纷解决的最主要途径。对社会或个人解决纠纷作用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对个人自主自由或独立人格的尊重,是对民主和自治理念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