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战略联盟效益分析

对于由一个供应商和多个零售商组成的单一产品、单周期供应链,在确定型市场、零售商成本对称以及供应商具有关于零售商成本结构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考虑了同时带来运作成本与决策权分配变化(基于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定货数量决策联盟。利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了获取决策优先权的零售商战略联盟对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未参与联盟的零售商、供应商以及供应链整体收益的影响。证明这种零售商战略联盟不可能使供应链中所有成员都同时增加收益。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联盟能实现某种部分"多赢";使供应链整体、供应商和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收益增加,或使供应商和参与联盟的零售商收益增加。     

土地收益权质押：一个虚幻的担保

为缓解融资困境,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金融的新模式,吉林省开展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指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和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以土地的未来收益作为担保财产,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的模式,该模式有“利于融资”与“避免失地”的双重优势。然而,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吉林模式中的“土地收益权质押”名不副实,其实质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让与担保,存在诸多的法律弊端。而由于土地与公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在“自动产生收益”这一属性上存在区别,所以无法通过借鉴“公路收费权质押”的制度经验来构建土地收益权质押。此外,利用土地未来的经营收益质押贷款的思路也不可行,理由是：经营收益由土地价值与劳动价值共同构成,而劳动价值无法登记,从而不具有优先效力;而且这种方式使得清偿能力取决于债务人自身,不符合特别担保之属性。在尚未放活经营权之前,以土地承租权担保贷款的构想较为可行,但须建立配套的登记制度。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不同主体股权转让问题探讨

在法律实践中,隐名投资作为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其所引起的纠纷除了涉及隐名股东与名义持股人内部协议履行的问题,亦有隐名股东、名义持股人因公司经营或股权利益分配导致的与公司或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本文基于最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权的转让问题进行分析;同时,股权基于其财产权的属性可作为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夫妻之间在离婚阶段难以协商一致时如何认定股权归属和收益归属问题进行规定,本文将对若干可能情况下的该问题进行法理上的阐释。     

资本下乡：进入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进入模式是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经营活动的控制权程度为依据,将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划分为“松散型”、“半紧密型”、“紧密型”三种类型。利用对广东、湖北、江苏以及云南四省151个投资主体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分析生产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以及生产技术传递能力对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资源优势越弱,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高;市场潜力越大,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非正式制度越不利,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的可能性越低;生产技术的传递能力越弱,越倾向于选择紧密型进入模式。     

论微文化视域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

文章从微文化视域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进行分析,通过微文化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的价值和挑战两个维度进行解析,提出微文化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建构提供了良好契机,但同时也冲击着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威.探索充分认识并利用微文化的优势,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提升理想信念教育话语内容导向性,畅通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对话机制,优化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渠道,建构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话语权,是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税务信息管理权与保护权的冲突与平衡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从“嗑瓜子事件”看教师教育惩戒权规制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班主任有权采取适当方式批评教育学生，但对何谓适度并未作出清晰界定。因此，班主任批评教育学生时容易将惩戒越界为体罚，同时，因为缺乏评价标准，涉及惩罚学生的事件往往成为舆论热点。2014年底，湖南省娄底卫校某班主任因惩罚学生而引发的“嗑瓜子事件”，迅速成为网络热点，再次证明了规制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必要性。应在坚持反对体罚的前提下，厘定“教育惩戒”与“变相体罚”两个概念的关系，并对教育惩戒权行使作详细规定。     

房屋拆迁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司法实证研究

房屋拆迁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是我国城镇房屋拆迁中的主要矛盾点之一。通过对司法判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法院判决多数认为原告诉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于法无据，抑或认为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已随房屋评估作价。房屋拆迁的重点在于“地”，若仅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补偿，而忽视国有土地使用权人，无疑会引发诸多诉讼，乃至于阻碍城镇化进程。因此，在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之下，可以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的试点，同时应当完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并将合理补偿原则作为补偿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独立于房屋拆迁补偿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