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我国最后一个移民乡和惟一一个驯鹿养殖基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必然走驯鹿产业化和发展原生态旅游业之路,发挥城乡边缘区的补充功能,借区域经济发展之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法律保障探讨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我国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决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西部地区人民营造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决策,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确保林草的成活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实行综合治理;必须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法规措施;必须认真落实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法律规范,树立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协调观;必须建立和健全西部地区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充分利用价格杠杆的作用促进西部地区的生态平衡。西部大开发要维护经济发展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家园,让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试论第四次修宪对民族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

第四次修宪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确立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制度,对于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化的规定以及援引宪法条文最多的基本法,宪法的这些修改必将对其产生影响。本文从“三个代表”思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保障人权入宪对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和制度上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第四次修宪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性意义。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基于生态理念的北京市新城发展模式

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通过分析北京市生态新城发展模式的构成要素及相应的子系统,以及分析在新城发展层次划分基础上的新城发展运行机制,研究构建基于生态理念的北京市新城发展模式。该模式是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协调和谐运行,通过新城发展的内在机制、外在机制以及动力机制的作用,实现从新城规划建设到新城运行维护再到新城更新进步各个发展层次新城内部的生态系统的优化,以及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模式。     

侗族传统村寨中的灵魂观与信仰礼俗研究——基于广西三江县车寨村的调查

广西三江县梅林乡车寨村是典型的侗族传统村寨,灵魂观是当地侗族人观念世界的核心。复杂的宗教信仰及信仰礼俗蕴藏着侗族人独特的灵魂观。车寨的宗教信仰体系中不仅有草木、山石崇拜等自然崇拜,萨岁、土地公等神灵崇拜,还包含信奉灵魂不灭的祖先崇拜。这些复杂多样的信仰及相关祭祀仪式,镶嵌着当地侗族人的生态伦理观和灵魂观。     

论封龙山文化的形成与内涵

封龙山作为“燕赵文化名山”,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封龙山文化的形成首先与毗邻曾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其次是它对周边地区的广泛影响而形成了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局面。封龙山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以后封龙山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包融性,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于三个方面：科学与信仰相容、 佛教与道教双修、修德与崇礼共存。     

生态伦理视阈下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论析

当代中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在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丰硕成果的同时,正遭受到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当前保护自然环境和保持生态平衡,既是人类面临的重要伦理道德问题,也是我国必须正视的重大现实课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积极吸收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理念、珍爱生命的生态人文精神、物人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取向等深刻的生态伦理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关于人类来自于自然又依存于自然、人与自然具有相互影响与和谐统一关系的思想,强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为人类社会延续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的论述,关于人既属于自然界又是自然界长期演进的产物、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绝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观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当代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积极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引,吸收借鉴我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积极成分,在新时代的历史境遇中采取切实可行的科学路径,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完善生态环境立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保障;二是倡导生态环境民主、提高民众参与意识,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合力;三是提升政府生态服务能力、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基础;四是优化国土资源开发、有效利用自然资源,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基本前提;五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借鉴学习,为共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创造重要条件,真正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关于积极推进森林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森林生态文化建设不仅是和谐文化体系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林业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重要实践。本文就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意义、森林生态文化的内涵、森林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主要措施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