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公共财政途径

以生态效益为主导功能的生态公益林,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需要公共财政的支持与调节。但是,由于公共财政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需要我们优化单纯通过公共财政进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途径,加强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跟踪,逐步启动国内的碳汇贸易,以适应国际森林碳汇贸易市场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社会工程思想及其中国化实践

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基础上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较早阐述了社会工程思想,提出人类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意识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工程的思想,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际,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了具有不同指向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     

沈阳装备制造业循环经济体系的构建

装备制造业始终在沈阳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然而其能源消耗大、污染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倡导循环经济理念,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总体战略可以概括为“3+1”循环经济体系,即实施小、中、大三层循环,并发展一个重要产业——绿色再生产业：在微观企业层面,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建立小循环;在中观区域层面,构建相关生态产业链,形成中循环;在宏观社会层面,构建循环型城市,形成大循环;大力发展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实施回收再制造发展模式。     

城市精神生态问题分析

和自然生态危机的存在一样,精神生态危机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从社会文化、社会焦虑、社会精神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当前城市精神生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挖掘与分析,旨在引起相关领域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及时出台与落实必要措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保证城市精神生态的健康与和谐。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探析

发展生态城市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西部民族地区选择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方向是必然选择。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选择生态城市道路时必须因地制宜,探索适宜的发展模式。文章立足于国家《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中给出的生态市建设指标体系,综合考虑民族地区特殊性,动态性的建立起西部民族地区评价体系的生态城市五个一级指标和数目不等的二级指标,从而最终建立起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中国应为人类走向生态文明作出独特贡献

中国保护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生态平衡, 避免十几亿人的道德沦丧、人欲横流, 便是为人类作出了较大贡献。中国必须走完自己的现代化历程,但在现代性框架内, 中国已不可能有什么原创性的贡献。然而,中国可为走向生态文明,走向精神成熟而为人类作出独特的贡献。     

论<周易>爻辞的表述结构及其解读方式

针对历史上<周易>研究者对爻辞理解的纷繁复杂甚至矛盾现象,第一次提出了<周易>爻辞的表述结构及其解读方式,井以此为例,分析了某些爻辞的正确含义,纠正了历代解释者的某些错误诠释,解决了如何正确解读<周易>爻辞的原则及其方法.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性解读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性解读主要体现在 :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历史总结 ,扬弃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对社会理想的探索 ,坚持了毛泽东的义利观、完善了毛泽东的群己观     

论艾特玛托夫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哲理思考

本文研究了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哲理思考及对大自然和动物满怀激情与诗意的描写。作家认为 ,人与自然应是平等、和谐的关系 ,而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的善与美和精神家园。要根除掠夺自然、虐杀生灵的恶行 ,必须全力培植人心中的善念并使之化为切实行动。为此 ,作家塑造了一批具自然天性之美的理想人物 ,呼唤对现实和未来的关注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