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借以一个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利用中国各省区的数据,考察政府规模和政府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希望为理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一个视角。研究结果表明,在本区间里,地方政府规模与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显著正相关,但与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关系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地方政府效率与政府规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地方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对生产率增长均有积极影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投资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反映了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投资偏好。     

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效用研究

为量化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结构化分解,测算了2007和2012年我国信息产业的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最为显著,这说明信息产业投入越高,对其他产业的贡献也越高。同时,基于2001—2012年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机制,验证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结果表明,信息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信息产业与经济增长双向相关性显著,经济增长是信息产业增长的同质Granger因,各省份GDP以相同的效用机制影响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是GDP的异质Granger因,各省份信息产业的增长以不同机制影响GDP增长。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创造价值还是毁灭价值？——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两型社会”建设配套改革试验区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率和市场增加值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总绩效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当期的经济增加值和市场增加值;具体到公司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贡献而言,对政府贡献的提升能显著地增加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对投资者贡献和职工贡献的增加反而会降低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而对供应商所做的贡献以及基于利他性动机对利益相关者所做贡献的增加则对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市公司更多地注重与政府关系的“和谐”而选择性地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因此,理顺企业、政府、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突破“股东至上”的逻辑,实施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取向的业绩评价对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价值创造十分重要。     

高技能人才培养对接天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研究

发展经济不仅需要专家和知识分子,更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高科技人才。培养高科技、多技能于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对于当地发展经济有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为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就需摸清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状况,查找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强化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FDI和R&D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基于中国20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采用1991－201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整个样本期、1991－2000年、2001－2010年考察了 FDI和 R＆D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R＆D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一个从不显著到显著的正影响过程,而且R＆D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FDI;尽管在整个样本期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但由于外资企业对我国国内企业竞争负效应的增强和技术外溢效应的减弱,使得 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1991－2000年的显著正影响转为2001－2010年的不显著负影响。因此,我国需要积极鼓励国内企业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走出去,积极与外国 R＆D机构开展合作,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 R＆D实力,扭转近年来 FDI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负效应局面。     

安徽省市域经济增长质量动态模糊综合评价——基于改进的AHP-FCE集成模型

基于评价指标提供的信息和运用改进的AHP-FCE集成模型对2002—2011年间安徽省各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动态模糊综合评价。从构建的描述经济增长质量5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中选取了8个代表性指标,建立模糊关系矩阵并优化生成客观权重,由模糊合成运算得到动态综合评价结果。通过各市经济增长质量动态综合评价值、最大序差和影响因素分析,显示出安徽省市域经济增长质量在10年间的动态变化轨迹和区域性差异,只有个别城市处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区域,更多的城市则处于经济增长质量的＂跳跃＂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各维度发展程度不均衡。     

能源替代与内生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后备技术使能源替代成为可能,缓解了不可再生能源的稀缺性约束。在Lucas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可再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因子,重点探讨了在达到均衡增长路径过程中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率和可再生能源再生率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积累率抵消了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效应,而可再生能源的再生性又恰恰弥补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性约束,并且可再生能源又是支撑能源持续利用的关键力量;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显著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大于后者。     

基于文献分析的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研究

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公开发表的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高度集中于《中国国防经济》《军事经济研究》《国防》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军队系统发表的国民经济动员领域研究文章数量最多,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动员文章数量最多的单位分别为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动员问题与对策、理论体系、预案与仿真模拟、动员能力与潜力、模式与体制机制、军民融合等方面。目前,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还较为单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     

人才流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金砖四国的面板数据

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4个国家1990—201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人才流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经济增长对人才流失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表面上看,经济增长对人才流失的冲击反应表现出一定的正效应,这是由于开放的人才政策同时促进了人才国际流动和经济增长。更多的财政投入和更为开放的政策环境,可以更好地抑制人才流失,促进人才回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积极意义和应对措施——“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嘉宾发言综述

2013年底,西南交通大学和《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高峰论坛”圆满落幕。与会专家对我国高铁走出去战略进行了多角度阐释,内容涉及高铁走出去战略与我国经济实力提升和地缘关系改善的关系,以及包括总体战略,高铁标准国际化,技术和体系,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作用,行业集成等在内的应对措施。论坛还共同发布了《中国高铁走出去成都宣言》,承诺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高铁成果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