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 ——基于我国生物医药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会计信息披露是企业向信息使用者揭示和反映企业价值运动,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使投资者能更正确地做出判断.以生物医药业上市公司为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系统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司治理中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的提高会使得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得到提高,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蒙元初期的丝绸之路与国家治理

13世纪,随着蒙元帝国的兴起和边界的快速推移,新疆由传统的中国边疆西域变为帝国版图的核心区。四通八达的交通和保障有力的驿站运输,保证了帝国一统天下,重构了此前衰微的丝绸之路。移藩去篱、交叠有效的治理,使蒙元帝国在多元互动、交融共生之中走向繁盛,生动诠释了“丝路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一带一路”建设会使新疆由中国“边疆”跃居亚太“核心”,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     

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机制探究

未清晰地认识和定位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者的关系,未处理好三者的分工与衔接,是造成我国环境多元治理模式难以落实的关键问题。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分依赖传统政府管制模式的路径,以致政府在环境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而轻视企业、社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的力量,导致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的缺失。比较分析三者存在的障碍,提出落实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法律保障的建议,从而构建起三者相互协作、共同治理环境的新局面。     

综合评价中一种凹性指数型功效函数

目前主流功效函数多为凸性,在处理社会经济数据集中常见的右偏样本时效果难以令人满意。通过系统探讨凸性和凹性功效函数各自的适用特征,指出凹性函数在应用中有其必要性。归纳并使用偏度、区分度、P-P图三种方法作为分布形态的评判标准,比较了常见功效函数对指标原始数据分布形态的调整作用。在分析基础上,提出一种改进的凹性指数功效函数,能有效地处理右偏数据,且相比使用对数预处理的凸性功效函数更具适用性与便利性。     

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径及其伦理反思

近年来,作为新型网络底层架构技术的区块链已经开始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人类面对灾疫的实践活动既是社会非常状态下的治理活动,又是道德意志驱动的伦理实践。区块链技术因其具有多维价值特征与灾疫治理的伦理目标高度契合,有望为现有灾疫治理体系进行赋能。同时,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手段和灾疫治理架构,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伦理风险在于其可能超越了治理活动的边界。因此,需要警惕区块链技术对灾疫治理可能存在的价值偏离。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

不同于既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的宏观制度主义视角,也区别于单一组织微观实践路径的研究取向,文章基于粤南沙镇的实地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出“半正式组织”这一新型实践类型,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鸿沟。“半正式组织”是对现代组织“正式与非正式”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性超越,在组织结构、成员关系、资源链接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新特征,其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党建引领、组织挂靠与领袖吸纳。“半正式组织”的实践功效表现为助推农民工在流入地提升经济机会,增强政治参与,链接公共服务,扩展群体社会交往,因而成为现阶段有限制度供给和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均衡情境下,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