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中的乐、射、御与体育、美育

六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在夏商之时 ,已有六艺教育的基本内容 ,但并不完善。乐在当时是排在首位 ,礼是排在从属的位置。到了周代 ,六艺的内容确定下来 ,形成了以礼为首 ,包含有德、智、体、美的完整的教育内容。礼同乐、射、御等体育、艺术教育内容的结合 ,表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美育的特点。礼的核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根本 ,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同乐、射、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实行政教合一 ,适应周代宗法社会的需要 ,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美育在乐、射、御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生动的表现 ,在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中得到升华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人的全面发展与道德人格的培养

道德人格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 ,在明确人的全面发展、人格、道德人格涵义的基础上 ,着力从重视道德需要、道德认知的养成、道德选择和自由的实现、加强自我修养等方面对道德人格的培养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坚持执政为民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执政为民 ,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为最高标准。坚持执政为民 ,就必须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真正作到了执政为民 ,也就实现了“三个代表”的最高价值     

对“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若干问题的反思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是目前各项工作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其核心首先是尊重和依靠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和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的规律;其具体规律包括:(1)生产力要最大限度地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2)生产力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3)生产力是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而变化发展的;(4)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综合地满足上述生产力发展的四个规律。为此,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要实现思维模式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的转变;要学会“生产力分析”的方法。     

简论女丹修炼的特殊机理

女丹功法,又称"坤诀",是指妇女修炼内丹之法。女性之内丹修炼活动虽可追溯至唐代,但其学说成熟则较晚。男女两性存在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因此,内丹修炼在功法和步骤上也应有所区别。传统中医学原理可以帮助我们阐释女丹修炼程序及"斩赤龙"的特殊机理及其意义。女丹功法的关键步骤为"太阴炼形"之术,其关窍为膻中穴和血海;"阳神出壳"是女子丹功炼至最高层次时所出现的现象,炼功者此时要格外谨慎。     

论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

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关键就是培养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对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阐明了创造性思维的内涵以及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人才的关系,分析了阻碍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从转变教育思想,改进教学模式;优化创造环境,鼓励自由创造;丰富知识经验,完善知识结构;运用多种方法,训练多种思维四个方面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途径进行了探索。     

浅论江泽民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

人是社会的主体 ,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条件。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首先必须造就人。为此 ,江泽民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一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基本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的条件     

秦文化源流新探——熊图腾与中原通古斯人假说

在对秦文化源流的研究中,只有跳出西周以来"尊王攘夷"的正统史观,方可寻找从黄帝有熊氏到嬴秦、楚、赵的熊图腾传承线索;再据新发现的秦先公大墓出土熊形文物的分析,以及嬴与熊、能等同源汉字的符号学证据,以回应人类学家的"中原通古斯人"说及考古学家的在中原以外寻找五帝时代线索说,从而对嬴秦族的文化渊源作出综合性的解释。根据殷商玉器中的"熊鸟"造型,也可探寻熊图腾与鸟图腾结合的神话想象,进而揭示夷夏同源大背景下的中韩之间的熊祖神话的关联性。当代国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优势在于,在传世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可充分发挥出土和传世文物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