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金融的法律原则探讨

环境金融的出现,是对传统金融业的突破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政府配额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将环境负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实现环境利益经济化的过程。中国和世界一样,都面临着以环境为发展成本的巨大代价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挑战。目前的国际交易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制定的,要在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博弈中得以保全,创建中国的环境金融市场就显得尤为迫切。有市场的存在就离不开法律的调整,而要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环境金融法律制度,首要问题就是研究并制定国际通行的立法原则。     

WTO环保例外条款解读

贸易与环境问题是一个涉及国际社会多层面、多领域的复杂而重大的问题,已成为WTO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议题。WTO环保例外条款承认了各国国内环境政策的合法性,但运用不当易演变成贸易保护手段,从而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语境下的环境权探究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关的公约所规定的一些权利中,潜含着环境权或者环境保护的内容。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家庭和财产不受干预权、公正审判权和信息自由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地实现。     

儒家的自然观与环境问题

当今环境问题的成因之一是人们片面的自然观割裂了自然的多种价值的统一及人与自然的统一。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自然界具有多种价值的自然观,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自然的多种价值的统一性的认识,从而确立辩证统一的自然观,多渠道地解决当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     

"污染避难所"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理论依据是纳入环境要素的H-O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故高污染产业必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是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否已成为"污染避难所"?文中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FDI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环境司法的现状与未来

即使限于传统法框架,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环境纠纷也很难进入诉讼程序;即使进入诉讼程序,也很难获得公正救济.这与司法独立缺位、司法能力不足以及司法定位局限有关.在对司法机关突破束缚寄予更高期待的同时,维护法律尊严、坚守正义防线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试论旅游开发的环境伦理目标

旅游开发是发展旅游业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旅游开发促进了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开发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当前,积极发展旅游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有的国家甚至将旅游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来发展。要合理开发旅游资源,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就应确立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符合环境伦理的价值目标。     

开征环境污染税的理论和现实思考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 ,环境污染愈益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近年来 ,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探索有关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其中 ,开征环境保护税成为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略。本文在分析我国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效应的基础上 ,评析了我国现行有关环境保护的税费政策 ,并借鉴西方国家的可行作法和有益经验 ,对我国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提出了初步设想     

西部大开发所面临的环境代价问题及对策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正确行为,使得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实施西部大开发必然要面临着环境代价这一问题,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代价问题,必须一靠政府有效干预,正确引导;二靠加强技术进步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此外,还要牢固地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