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优惠政策的比较与借鉴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认识到外资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如何更好地引进外资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国内外利用外资的理论出发,对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了优惠政策竞争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现状和问题,得出对我国政策制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模型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两物品模型,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最后,得出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多参数影响的演化博弈视角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相关主体参与治理过程,若政府部门对协会与公众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条件认识不清,易导致片面追求二者的高参与度水平,难以实现多元共治模式的最大效用。本文考虑协会参与度、权力空间以及公众参与度、举报公正程度四个影响参数,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在治理过程中的行为策略演化过程,通过分析参数变动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探究有效发挥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条件。研究表明提高协会权利空间及公众举报公正程度有助于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发挥;公众举报存在失真情况时,政府自身监管能力的大小决定公众参与对治理效果的影响。     

“政策领域-时间维度”双重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央地协同研究

本文以2009—2018年间中央及地方（以北京市等四个地区为例）颁布的263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为研究样本,从实施领域角度,将产业政策分为财税支持、行业规范、规划引导、监督保障、其他措施等五类,经政策分解,将政策片段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五个环节进行匹配;在此基础上,测度不同时期产业政策央地总体协同度与政策实施领域间的协同度,并通过逐步回归法,确定影响政策协同的各政策效力指标灵敏度。研究表明："中央-北京"和"中央-深圳"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展较均衡,而"中央-上海"和"中央-江苏"的政策措施协同趋势基本一致,存在"重使用、轻研发、轻市场"等失调现象;四地区与中央政策措施的协同差异主要体现在研发、生产和回收环节,提升"政策引导"和"保障措施"指标的政策效力有助于提升央地协同水平。根据政策分析,未来政策制定需从优化中央政策推广方式和加强监管保障等政策措施着手,根据产业链不同环节状况适时调整政策措施。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延迟支付条件下易逝品的最优订货决策研究

本文在考虑延期支付的情况下构建了二级供应链关于易逝品的最优订货决策模型,其中供应链由单个供应商和多个面临资金约束的零售商组成。在不允许缺货的情况下,供应商为零售商提供延迟支付来缓解零售商的资金压力,同时零售商对产品的定价将随易逝品的价值变质而变化。本文利用遗传算法对模型进行了算例分析,同时对模型中的相关参数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延迟支付能够提高供应链总利润并降低风险,从而有利于供应链整体效益的提高。在延期支付条件下,供应链各成员获得的收益增量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供应商能够获得更多收益。最后,通过敏感性分析,我们还发现产量及易逝品保质期的变动会对供应链整体利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我国西南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现状问题与实践路向

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是通过国家、社会、乡村等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对乡村社会动态调控和管理的过程,具有参与主体多元、管理方式民主、运行过程公开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乡村治理共经历了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新时代的新阶段,这一地区在由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轨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可提出若干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在新阶段推进该地区乃至全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的反思与改进--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

培训团队建设是实施“国培计划”的基础工程,是保证“国培计划”实施质量的关键所在。“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是引领“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实践的重要依据。以2010-2019年“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政策经历了“建章立制”(2010-2012年)、“稳步发展”(2013-2014年)、“精准推进”(2015-2019年)三个阶段,呈现出政策工具差异化、团队成员多元化、运行机制精准化等特征,同时也暴露出政策工具运用失衡、团队建设目标不清晰、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等问题。因此,“国培计划”培训团队建设要注重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明确团队建设目标、坚持因地因时制宜,进一步提升政策的长效性、持续性和精准性。     

房价上涨对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人口数量和结构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刚需。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为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缓解人口危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探究房价上涨对于我国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利用31个省级行政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价格平均上涨1%将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0.13%~0.22%;房价上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在东部省份以挤出效应为主、在中西部省份是以财富效应为主。当前,通过遏制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给予“刚需”人群购房贷款优惠、适量增加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等手段,可以助力解决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