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优化

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体现个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价值产出之间产生对立,同时个人信息权益逐渐由个体私益向社会公益交织演变,构建优化多维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符合发展要义。坚持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行政机关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作用,民事公益诉讼为辅,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守护公共利益通道,创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挥传统检察优势力量与新时期救济手段相结合,完善公益诉讼救济内涵路径、增设惩罚性规则等体制机制,符合我国司法信息保护能动治理之路。     

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机制研究——基于村庄治理视角

通过建立完全信息无限次重复博弈民间借贷模型,基于村庄治理理论,研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稳定运行的内在原因,认为正是村庄治理的两大作用:信息形成和违约惩罚,抑制了传统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维持并促进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因此,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传统农村民间借贷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借贷形式。     

环境史学论要简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消费内涵分析

在概括当前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大数据的概念和特点的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信息消费的概念及其特点,结合实例着重分析了大数据驱动下的信息消费的内涵,包括信息消费的重新界定以及信息消费的特点变化,并且对信息消费的发展趋势给出一定的判断,以期给相关机构和学者在今后对信息消费的研究中提供一定的帮助。     

少数民族研究生信息技术课程教学与改革

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力量,而信息技术是其能力充分发挥的有力保障。首先总结了先前信息技术课程教学的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和教学对象的特点提出"以应用为导向,以需求为依据"的课程改革理念;然后在充分调研学生的信息技术基础和需求的基础上,结合高等教育的教学要求对信息技术课程体系设置、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进行创新性的改革,提出以案例为主的任务驱动和学生分组管理的教学模式,通过对两届学生的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效用研究

为量化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过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结构化分解,测算了2007和2012年我国信息产业的乘数效应、反馈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溢出效应最为显著,这说明信息产业投入越高,对其他产业的贡献也越高。同时,基于2001—2012年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机制,验证了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结果表明,信息产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信息产业与经济增长双向相关性显著,经济增长是信息产业增长的同质Granger因,各省份GDP以相同的效用机制影响信息产业;信息产业是GDP的异质Granger因,各省份信息产业的增长以不同机制影响GDP增长。     

论缔约中信息披露义务立法正当性及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虽然能在现代契约纠纷的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并未被中国《合同法》接纳为一般性先契约义务。其障碍主要来自于作为中国《合同法》基础的古典契约法理论中的主体假定和契约模型预设。然则,在现代交易环境和新契约法理论的双重夹击下,古典契约法理论存续的正当性已被逐渐瓦解。在此背景下,对披露义务在古典契约法理论上的立法障碍进行全面解构,并依托建基于现代契约特点之上的关系契约理论求解该义务的立法正当性和价值,应能为中国《合同法》尽早采纳该义务并建构起完善的先合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高职院校图文信息中心定位及发展方向研究

高职院校图文信息中心一般都是由原来的图书馆、电教中心、信息中心等部门合并而成,但绝不是简单地部门合并、合署办公,而是既符合专业发展趋势又符合高职院校特点的新型组织机构。学术机构的定位和参考咨询的发展方向以及机构内部门设置和人力资源配置等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信息化条件下高等数学教育新模式探讨

信息技术给高等数学教育带来了巨大变革。在信息化条件下,高等数学教育模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在信息化条件下,如何体现信息化与高等数学教育的有机结合,直行高等数学教育模式改革,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治）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治）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