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节能减排的可持续性——兼论新型清洁发展机制

随着环境资源相对稀缺性的增强,中国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可持续地节能减排是降低环境代价、矫正比较利益扭曲的必然要求。相比于传统的行政手段,此类产业在清洁发展机制下与发达国家开展排污权交易,可增强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但目前该机制并不能确保企业将相关资金投入到清洁生产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中,因而,难以确保企业节能减排能力的提升,而这恰恰是该产业可持续节能减排的关键。倘若清洁发展机制相关资金与清洁生产技术之间的转换渠道不畅,甚至可能导致相关主体单纯追逐收益的新的市场失灵。此类产业在参与清洁发展机制的过程中,与节能减排专业化主体开展分工合作,则可疏通转换渠道,提升此类产业节能减排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引入行业协会或企业联盟以及发挥政府引导的独特作用,有利于降低相关交易成本,从而构建以多重激励相容为特征的新型清洁发展机制,促进此类产业节能减排的效率提升与可持续性。     

抗拒的效力:从环境公民权到可持续公民权

“绿色公民权”是一个从“消极的”环境公民权到“积极的”可持续公民权的连续统一体。一种“抗拒”或“批判性”可持续公民权,对于创建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社会,具有核心性的重要意义。可持续公民权概念不仅可以从古老的城市共和主义公民权传统中得到理论侧证,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当代公民权培育中义务“可持续服务”实践的理论基础,而绿化进程中的国家将在其中扮演一个积极而又关键的角色。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自然的权利与环境法的伦理选择

环境伦理的突出功能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上。从法学的视角并以“权利”作为文本来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的权利”上存在重大的理论分歧,在理论上应当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权利”进行环境法的伦理定位,自然的权利是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环境法变革的关键。     

环保产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虽然已具有一定规模 ,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在分析我国环保产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加快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对策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入境游客消费决策行为影响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感知是入境游客消费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根据2004年的旅游市场调查资料,以北京入境游客研究为例,从旅游目的地环境感知因素对旅游消费决策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入手,对诸因素的重要性及入境游客对其评价的差异性选择进行了分析,得出了有意义的结论,并对旅游市场的拓展提出了改进意见。     

从“牧童经济”谈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牧童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种掠夺式的经济模式,它对生态环境已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认清“牧童经济”的危害,关注环境保护事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至关重要。     

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的分配维度探析

分配正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温茨以分配正义为主题,构建了一种新的环境正义理论,认为环境正义的核心关切是当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存在稀缺与过重时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同心圆的理论原则在种际群体、代际群体、代内群体间对环境善物(环境利益)与环境恶物(环境负担)进行分配,可促进三个维度的环境正义付诸于现实。     

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影响企业投资支出吗?

以201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投资支出的视角探讨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与自愿性披露相比,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明显提高了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会抑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支出,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国有、地区市场化与法治化水平高、媒体及分析师跟踪报道少的企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主要通过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倒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对投资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这意味着企业受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影响差异较大,需针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政策,丰富激励措施。首先,应结合不同性质、不同地区企业环保投入压力的差异性,进一步优化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非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应动态调整激励与责罚的力度,防止因过度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造成部分有能力转型升级的企业陷入"融资难-投资减少-经营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     

CFO财务执行力、代理成本与企业业绩极端化

本文以代理成本这一中介传导路径,将代理成本纳入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业绩极端化的研究中,用财务数据描述代理成本和环境动态性,选取2012—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CFO财务执行力与企业业绩极端化呈负相关关系,即CFO财务执行力越强,企业代理成本越低,产生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可能性越小,越能抑制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发生;代理成本在CFO财务执行力对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了CFO财务执行力对代理成本及企业业绩极端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