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绘画教育“误区”和“评价”的探讨

随着对儿童美术教育投入的日渐增加,儿童绘画教育存在的一些不良倾向也逐渐显现出来,部分教师和家长陷入了一些绘画教育的误区。儿童绘画教育并不是要把儿童培养成一个小画家,我们应抓住儿童绘画的特点,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尊重他们的创作,在此基础上,走出儿童绘画教育的误区,合理认识和评价儿童作品。     

论高校“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在现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本位是现实的人、价值目标是人的需要的满足、价值原则是人的主体性。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缺失了“以人为本”理念，而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对“以人为本”理念产生了误读，有矫枉过正之嫌。我们必须正确解读和合理构建高校“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用以指导我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茅盾文学翻译思想的文化解读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也为探讨茅盾的文学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茅盾在1916年至1949年的33年间，翻译了外国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近二百万字，其中大多是弱小民族、苏俄以及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茅盾对翻译问题的认识极为深刻，开创了国内翻译界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先河。同时，茅盾致力于世界进步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实现他那“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的政治目的，具有十足的功利性。     

迈向实用主义启蒙的社会人类学

通过学科史的回顾,文章力图论证一次新的学科转向的可能性。此种转向的理论倾向是实用主义的,也即,在认识到社会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仍然相信某种普适性理解的可能;同时,作者提出地志学转向作为具体进路。地志学转向力图恢复人类学对于世界物质性的关注,强调: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在经验中是融合的,个人是栖居在特定世界中的。此种实用主义味道的地志学既克服了现象学把人类学简化为琐碎故事、直觉体验的弊端,从而保证了"彻底解释"的可能,也充分地承认了现象学所强调的身体感知、意念投射对于理解社会的那种浮现性质的重要地位。此种转向既是一种社会本体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同时也是对民族志和田野工作的重新理解。     

《诗经》的文学阐释——从先秦到清代

从先秦到清代(不含清代),《诗经》的阐释始终以经学为主流,但其文学阐释也如涓涓细流流淌不止,每个时代都对《诗经》的文学特性及文学价值作出了一定的阐发,为经学全盛的清代在《诗经》文学阐释的巨大贡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诗经》最终摆脱经学的藩篱走向完全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可能.     

刑事诉讼法文本中的“可以”

“可以”一词在《刑事诉讼法》使用多达133次，其功能主要用于表示对公安司法机关的授权。由于“可以”一词本身语义的模糊性，致使实践中对相关包含“可以”一词的法条文本在解释时发生争议，存在着对“可以”一词的“误解”与“误用”的情形。在公安司法机关掌握着法律解释权力的实践中，文本的解释为“权力”服务的倾向交不可避免。     

"立法正确"的神话之破解

"立法正确"的神话诞生于近代西方工业化的扩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以"新国家学说"所主张的形式与内容相分离为理论基础。首先,它主张立法形式的正确性,要么将立法内容交由权力决定,使"恶法亦法"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要么认为内容出自形式,这纵然令人向往,但终究是个"神"的问题。其次,它假定立法内容的正确性,立法者不颁布"卑鄙的"法律,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立法实践,使这一假定成为彻底破灭的神话。"立法正确"的基本神话,可推出另外两个神话:⑴禁止法官造法和准确把握立法原意;⑵启蒙百姓懂法。同样,这两个神话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文章还探讨了"立法正确"的神话破灭后之可能出路:一是人民的反抗权难题;二是法官如何以理释法。     

"功能"与"审美":人物解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功能性和审美性通常粘附在一起,只不过不同的作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将功能性人物的分析方法和审美性人物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策略是解读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的一种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手段.     

法定解释实践之优先性规则：一个比较分析

法定解释是否有一种优先性或优先性规则，学界对此纷争不一。经过对各国操作性解释实践的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基本上不存在一种普遍性的优先性规则。即便是实际存在的以及理论建构的优先性规则，也是一种程序性的优先性规则，而非有关重要程度的优先性规则。     

希望的确证与幻灭——林黛玉死前的心灵历程

本文以<红楼梦>第八十二回中黛玉恶梦的解析为切入点,对林黛玉逝世之前复杂的心态进行了分析,在忠实于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希冀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考察林黛玉逝世前的言行举止,从而展示林黛玉希望的确证与幻灭的心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