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新论

将法律后果界定为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不仅与法律规则和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相矛盾,而且与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相冲突。法律后果中应包含奖励,有肯定性法律后果和否定性后果。规范适用的条件应是法律规范的逻辑构成要素。法律后果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只由规范适用的条件(或称为假定)和行为模式(或称为处理)构成。     

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自恋已有所表现,且逐渐形成一种自恋情结。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主要表现为身体自恋、精神自恋、自我迷恋与叙事自恋四种形态。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作品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还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可见,只有自觉调整自恋心态,才能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既需要作家自身的调整与提升,又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和制度生态的多元协调。     

制度伦理:伦理资源转化的"组织化"中介

中国传统伦理资源向现代性伦理资源的转化,植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伦理生活。伦理资源转化中介的基本特性包括伦理生活基础性、主体自由创造平台性、伦理资源中转性。制度伦理具有依据伦理和支持伦理两层内涵、创管者道德和成员道德两个前提、鼓励保障和限制约束两种功能、逻辑态和实践态两种形态。制度伦理的逻辑态接近实践态,现存的制度伦理接近现实的制度伦理,使制度伦理担当传统伦理资源向现代性伦理资源转化的"组织化"中介成为可能。     

宗教杀戮与文学拯救——论迈克·朗利诗歌中的民族文化情愫

作为第四任“爱尔兰诗人之椅”的荣誉持有者,诗人迈克·朗利在众多当代爱尔兰诗人中独树一帜。通过糅杂于诗歌中的各种民族文化情愫,朗利用细致深沉的笔触表达了对北爱尔兰宗派冲突的批判以及对和平的殷切向往。他一方面痛心于同胞间的冷漠、隔阂、杀戮,另一方面在自身诗歌写作中积极关注家园和时事,以文学参与当代北爱尔兰的民族文化重建,凸显了高度的文学伦理使命感。     

迈向可持续能源——能源法生态化变革的法理分析

受机械自然论影响,传统能源法只关注能源供应安全,忽略了对外部性的管理,从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和社会问题.生态伦理的兴起要求改变传统的能源-经济模式与能源法律政策.世界各国能源法开始以可持续能源为法律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变革.能源法生态化变革的基本制度进路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并尽量寻求成本有效的途径.要逐步促进能源法的生态化,既需要限制或扩展财产权,也需要赋予公众参与能源开发利用的权利.     

论城市交通的伦理维度

在分析城市交通中交通公平与交通生态性的内涵特征的基础上,从城市交通政策、交通规划、工程设计与交通组织管理四个层面,探讨了城市交通的伦理内涵。指出城市交通系统运营除了要遵守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更应兼顾出行效率、交通公平与生态性,从而使城市交通符合伦理诉求。     

弘扬儒家精神以巩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鸿基

中华民族不仅拥有悠久的历史,更创造出优良、丰富的文化.其中,以孔、孟思想为宗,而揭橥人本、强调伦理、倡导道德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华民族学术思想与生活文化的主流核心.依凭着以儒家精神为核心底蕴的优良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数度撑过了几乎亡国的大灾难.近年来,炎黄子孙虽由睡梦中觉醒了,却又面临着科技及工商急遽发展而来的狂风巨浪.当此之际,如何重拾民族自信心,进而巩固永续发展之鸿基,诚乃吾辈责无旁贷之要务.唯有加强弘扬儒家精神,才是巩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之鸿基.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思想探析

德尼.古莱在《发展伦理学》一书中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看待发展的核心问题,对发展的实质与目标、发展的伦理战略与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科学解读。重温书中的经典论述,体悟德尼.古莱对发展真谛的孜孜追求,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司法实践中的推类方法与民间规范

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过程以正当化案件裁决,是和谐司法的内在要求。清代司法官运用推类方法,将民间规范引入司法实践中以填补法律漏洞,正当化案件裁决,这对和谐司法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下将风俗习惯运用于司法实践,在运用类比推理解决疑难案件过程中,必须借鉴推类方法的优长之处,以弥补类比推理的不足之处。唯有如此,才能弥补法律漏洞,解决疑难案件,提高判决的正当性和说服力,才能真正将裁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结合起来,达致司法和谐。     

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信任研究的新视野——科尔曼关于信任的研究

当代西方新经济社会学家科尔曼独辟蹊径,对“信任”问题展开一种“综合研究”。他认为,交易中的信任行为虽是一种风险行为,但却是一种有目的的理性行为,其目的是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应“给予信任”。信任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它基本上是无形的,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互惠性、可再生性和公共产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