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技术与人类尊严

生物技术特别是克隆人技术对建立在神秘感基础上的人类尊严构成了严重冲击;以至必须以理性来维护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和尊严。目前,围绕克隆人技术的伦理争论已经广泛地展开。然而,任何对具体技术的伦理争论,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伦理准则之上,这样的伦理准则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决不像制造机器一样制造人,二是决不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人。以这样的伦理准则,有关克隆人技术的几个伦理问题便可得以解决。     

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以“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充分发挥教学主渠道作用,培养学生自我修养、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要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还必须要提高教师素质,才能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     

纳米药物研发责任的伦理性质及理论基础

纳米药物研发是主体参与技术创新实践的过程,研发技术主体与管理者主体是研发责任担当的主角。纳米药物研发的伦理责任主要表现为研发主体的创新责任和道义责任。由于纳米技术的滥用或许会导致新一轮的技术异化,对纳米药物的医学应用后果和社会效益进行科学审视和冷静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纳米药物的研发需要建立科学而可行的预警机制,建构明晰责任和惩戒制度以强化风险治理。而以技术美德论、新道义论和社会公益论思想强化对研发主体品性的塑造,有益于促进其责任的履行。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事情,也是哲学家、伦理学家、管理者、法学家乃至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伦理透视

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不会危害人类健康和破坏生态环境,还有利于改善人类健康,维护生态平衡。另一种观点认为,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会给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伤害,减少生物多样性。笔者认为,在转基因技术很不成熟,安全性还没有定论的境遇下,如果我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进行全面的伦理透视,就应该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有罪推定”。     

论阿尔志跋绥夫《工人舍维廖夫》中的伦理困境

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无不带有俄罗斯灵魂特有的尖锐、阴郁和深刻,其中呈现的伦理困境至今依然具有砭人肌骨的寒意。深入解读此种伦理困境,对于后来者无疑还是既恼人又具有诱惑力的挑战。在长篇小说《工人舍维廖夫》中,阿尔志跋绥夫展示了暴力革命伦理的虚无主义本质,暴力革命者在自我神化和自我厌弃的悖论中,最终走向了恐怖主义的泥沼。分析其中的人性逻辑和伦理困境,对于超越暴力革命的局限性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契合: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

经济伦理学的合理建构,是经济学与伦理学长期互动融合的结果。许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在努力寻找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支撑;而伦理学也一直在努力试图为经济行为提供道德合理性证明。因此,以人类经济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的意义

气候变化的本质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引起的,但是受影响和伤害最大的却是世界上的弱势群体,气候变化对世界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理解。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国家在减排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伦理维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民国初年康有为孔教思想的转向与特点

民国初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和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涌入,儒学价值的主导性地位开始失落,近代儒学的发展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康有为试图推动儒学宗教化由理论走向实践,重建儒学价值体系。这最终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果: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专制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孔教,被为共和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的民主与科学所取代;在民族文化认同层面,原来的主导性儒学价值观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在寻求新的组织制度依托的努力中进行新的民族文化建设。     

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下）

舒斯特曼在生活与艺术、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桥梁意向集中表现于他以“伦理的审美生活”作为人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把人做成一件艺术品”。这种“生活艺术”试图沟通善与美的理念,带有明显的消解差异之后现代性,关系到个人怎样实现自身价值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合乎人的美好生活——联系着的构想。这种文化选择通过审美活动与对生活的美学理想及日常的实践相连接,又通过政治道德理想与政治生活的实践相关联。同时,他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提议”本身就包含着“非学科化“之悖谬。在审美经验与性经验关系上,他的桥梁意向的强化更遇到不可克服的“非美学化”或美学“非科学化”之困窘。如果说他的哲学和关学的价值在于桥梁愿望和作用,他的失误也正在这里。在无差别的同一性下,桥梁变成了要拆除的东西,可以说“成也桥梁,败也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