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建构与神性启示--论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内涵

在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除了存在世俗人道主义外,还存在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即以上帝的名义对人类进行关爱.而基督教人道主义又包括伦理建构和神性启示两种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以上帝的名义关怀人,以促进道德完善为己任.而区别在于前者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而后者所体现的爱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伦理学建构,而是源于人悲剧性处境的先验设定和人有限性的体现的一种神性启示,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具有生存价值论意义的人性提升与超越.     

德性：行政管理的重要资源

德性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准则的优良品质。行政人员内含的德性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资源,当前则表现出稀缺性的特点。为确保行政管理中德性资源供给与需求间的动态平衡,可通过社会建构和个体自塑两种途径对德性资源进行培育。     

“我是谁?”和“我们是谁?”——“新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的深度迷茫与自性澄明

所有和认同相关的事实(fact而不是things)或家族都可以统摄到文化认同的序列。前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对其他文化(不是他者文化)的好奇或学习的现象而存在;现代社会,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构成性问题而彰显并泛化;后现代社会,文化认同具象为认同危机并面临艰难抉择。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蜕变为别样的迷茫姿态。我是谁?和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是其所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其所求和所求即应得的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区别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并进一步理解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认同才能从现实的深度迷茫中获得真正的伦理自觉意义上的自性澄明。     

美学现代性的伦理话语

在现代性语境下,美学的伦理话语主要表现为个体主义、普遍主义以及两者的复杂关系。个体主义的伦理话语作为世俗社会关系的观念表达,追求个体的感性自由,注重主体的物欲享受,为世俗生活形而下的性质提供了意识形态意义的辩护。同时,个体主义伦理话语也导致了人性异化的现实。普遍主义伦理话语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现代性诉求,它出于对公共理性的维护,体现了人性形而上的意义追求。中国美学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是个体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统一形态。     

《诺斯托罗莫》的伦理阐释

《诺斯托罗莫》历来被评论家认为是康拉德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寄寓着丰富的道德内涵。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从康拉德的道德观入手,回到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结合小说的叙事艺术,挖掘小说主人公诺斯特罗莫和高尔德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不断堕落的伦理学意义,揭示人类道德堕落的严重后果,表现出康拉德深切的道德关怀。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文明多维结构的伦理分析

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这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既涉及到人类对文明的不断追求,也涉及到如何认识及评判文明的深层伦理问题。而差异与互补是保持和追求文明整体结构和谐发展的必要前提;协调一致是其最基本的伦理诉求;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则是其最高的伦理价值取向。文明多维结构要素的和谐发展既是人类谋求“优良的生活”根本目的所在,也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解决与处理各种矛盾与困境的一种路径选择。     

论环境伦理、科技伦理与法律伦理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重视环境、科技、法制领域的伦理建设.这就需要借鉴古代和世界新的伦理技术,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建立自己的环境伦理、科技伦理、法律伦理的学术思想体系,这不仅仅是中国古代人文伦理思想的简单复归,而是体现现代不同学科的渗透和结合,需要更多的学者长时间研究,才能获得创造性的丰硕成果.     

我国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的法律实践

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一般指东道国给予外资同内资同等的待遇,其内涵需要进一步明确。自1993年以来,我国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实践表明,我国已从“整平游戏场地”与“经济法和民商法的统一化”两个方面逐步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原则。这一法律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对在华外资待遇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推动了我国外资法体系的结构性调整,由相对独立的“单纯”的外资法体系转化为由专门性外资法与统一的经济法和民商法的相关规范构成的“混合法”体系。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税法的平衡问题探讨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既不能依“治民之法”,也不能依“治吏之法”,只能依“平衡之法”;合理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力 (利 ) ,就可能使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在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 ,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利 ,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 ;另外 ,税法的平衡还应该注意授权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