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南州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乡村聚居区在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不足：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意义的认知有待提升;政府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规划缺失;开发的民族特色村寨功能单一;黔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总体情况呈现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民族特色文化精品的培育顶层支撑不足;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度不够;对传统特色老旧民宅价值认识不足。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着力提升黔南州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格局,争取纳入国家改革试验规划;其二,抓住大数据与智慧乡村建设的时机,率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示范;其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资源资本化金融服务平台”;其四,探索乡村房屋租赁权跨区域流通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物权收益;其五,加大民族特色村寨品牌建设力度,增加特色村寨旅游产品附加值;其六,完善村寨文化资源资产化经营监管体系,构建村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     

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路径

坚定不移地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其推广力度、普及程度和规范水平,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本文由语言的工具和文化功能、经济和社会价值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语言环境所具备的重大意义,分析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的现状,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深化的策略,后扶贫攻坚时期应将语言扶贫事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持续推进民族地区的“精准推普”工作,充分释放推普典型和示范基地的引领力,积极动员各级力量以助力推普攻坚行动,从而实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共进。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为研究区域

本文构建四省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和灰色预测模型展现、分析及预测四省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以下简称“UTE”系统）协调关系及演进过程。研究发现2008-2018年该区域UTE系统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上升,内部发展不均衡,差距进一步拉大;新型城镇化领先,旅游产业和生态环境滞后是总体特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是制约和影响耦合度的关键因素;未来协调度稳步提升,但演进速度区域差异明显。基于此提出尊重和保护文化环境为四省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区域发展协调保障机制的建议。     

从群体遗传的DNA线索看东乡族族源问题

DNA分析技术的发展为进行民族识别和分析民族起源、迁徙、流动、融合提供了新手段。本文在国内外首次应用D13S317基因座第 11号等位基因频率指标 ,计算了东乡族群体遗传动态数据。结果发现 ,东乡族和回族遗传距离很近 ,且东乡族中具有白种人血缘混杂。结合其他有关资料 ,我们认为东乡族的起源与元代蒙古军带来的中亚工匠、签军有关 ,亦与当地蒙古族、回族、藏族人群的融合有关。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民族研究提供群体遗传方面的线索     

基督教与川康边疆建设 ——以边疆服务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四川西康民族地区开展的一系列事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康边疆的建设和发展。小学的兴建,改善了川康边民的教育环境,促进了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医院的开办,使边民首次接触了西医,促进了西医业在该地的兴起;农场的创建,扩展了该地农牧业的饲养范围,为川康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生计干事,更新了边民的农耕观念。同时,边疆服务运动在边民的信仰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措施在客观上积极促进了川康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比较研究

文章对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选择联邦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上述国家各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不具备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条件;民族共和国联邦制作为缓和民族矛盾的产物,本身存在制度缺陷,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又直接促成了上述国家的解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政治制度,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必须坚持,不能动摇。     

改革开放3O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回顾与评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保障和促进了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较全面地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建设的发展状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建设的对策及建议。     

多元文化主义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理论建构

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核心焦点是族裔文化多样性和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问题,它的发展过程就是对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建构过程。贯穿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逻辑始末的线索就是族裔少数群体的三重身份问题:差异公民身份是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事实基础,公共公民身份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政治逻辑,而文化成员身份则是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的道德空间。族裔少数群体权利不仅保护了群体内的个人自由,而且还可以促进群体间的平等关系,它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补充。多元文化主义建构族裔少数群体权利具有突破性的积极价值,同时也存在潜在的结构性危险,它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