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论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十分复杂,只有从科举的内部运作,即科举考试自身出发进行考察和分析,才能揭示科举与文学的真实关系.宋代科举自"景德条制"后,形成了以考试为中心,举子以应试为目标的显著特色;有司将"文章取士"变为"较艺",而举子则"待问条目,搜抉略尽",科举时文已与传统文学(诗歌、古文)背道而驰,故宋人将其分为"举子事业"与"君子事业".因此,宋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能到科举考试中去寻找原因.     

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

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重大,它的兴衰也与中国科举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紧密相关。因此,"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等多学科视野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地位,及废科举的深远影响,从而进一步认识"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正红旗下》悲剧心理探寻

老舍从开始文学创作起就产生了描写北京下层旗人生活命运的悲剧意识与创作冲动。这是老舍心中被压抑的“满族情结”。《正红旗下》这部酝酿了近三十年的家传性质的小说 ,以清末民族衰落、列强入侵和人民抗争为大背景 ,展开了国难、家殇和民族衰落的三重悲剧。在对于满族由兴到衰的生动描写中 ,凝聚了一个满族作家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以现代性眼光审视历史 ,对于历史真实的痛苦眷恋和深刻自省     

制度创新与贸易体制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制度"对当代各国经济的影响,而历史事实也证明,有效率的制度将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将抑制甚至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深,一国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在我国的制度创新与外贸体制改革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会加深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并由此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方苞“进士”辩

方苞是桐城派创始人。史书多称方苞为进士 ,实则方苞未成真正意义上的进士。但这丝毫不影响对他的评价。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

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也谈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证--兼与项义华先生商榷

项义华《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一文对光复会创立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辨误证伪的考辨,并形成相关史实的推定。文章采取史料排比、求同存异的考证方法,也对相关史料做考证,建构光复会创立的相关史实。在此基础上,对项文的考辨提出商榷,意在呈现史料考证的两种基本方法,供学界参考。     

简论古代三种类型赋作--为帝国、为科举、为抒发个人感情而赋

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可创作出水平不同的古代辞赋。其创作背景主要有三种：帝王影响、科举试赋及抒发个人的情感。帝王影响下创作的赋篇作品极多,赋家和赋作都受到重视。科举试赋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佳作难见。除此之外,赋家为自己理想愿望作赋或用赋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有可能写出动人肺腑的辞赋佳作。     

宋人笔记中科举史料的辨正价值初探

由于宋代文人拥有丰富的科举经历,在创作的笔记类作品中,有较多他们亲见亲闻的科举题材,而宋代文人中普遍的的史官意识,使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文学性和艺术性以及补史价值,还有对科举史料的辩正和对科举制度源流沿革的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辨证价值。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