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新理念及其走向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其主要致力于应对金融危机和反恐战争.对朝政策上,其在"巧实力"外交理念的指导下,寻求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针对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奥巴马政府倾向于"冷处理",继而"多管齐下",在合作外交的框架内展开更加灵活的外交活动,促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继续以对话方式处理相关问题,不过美国也适度增强了对朝鲜的威慑力量,奥巴马政府仍对美朝关系正常化持一种谨慎态度.     

家电下乡政策的消费效应评估——基于全国221个村庄的4年跟踪调查

以全国221个村庄所获得的4年调查数据作为研究基础,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消费效应予以评估和分析。调查表明,家电下乡政策消费效应的最大特征是农民消费需求的释放,其中包括全国消费总额的上升,户均消费额增幅达到8成,全国各地消费总量和户均消费数量的增加。但家电下乡政策的消费效应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持续性疲软的难题,如农民收入的限制作用,农民购买下乡产品比重偏低,政府补贴额和补贴程序不足,政策宣传和解说不到位。为了使家电下乡政策的消费效应持续起效,必须不断完善政策,使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惠真正落实到农民身上。     

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际资源贸易发展迅猛,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国际贸易学者从理论与政策两方面对国际资源贸易进行了研究。理论研究涵盖H-O模型对国际资源贸易的解释力、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资源贸易的分析框架、国际资源贸易产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与价格弹性估计、国际资源贸易与"资源诅咒"的关系等问题。政策研究主要包括对国际资源贸易实施的出口税、出口配额以及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分析等。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资源贸易分析框架,WTO需要把国际资源贸易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制之下。     

美国视频通信市场的转型——付费视频内容转向互联网

本文概述了当前美国有线电视行业／付费视频行业的局势，以及一些重要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展望了未来的视频市场，概述了一个未来视频／宽带市场的战略愿景，然后回归到政策建议及具体的立法和管制行动。这将帮助我们在最短的、可操作的时间内通向一个开放的、非歧视性的、无处不在的宽带网络。     

谈校园音乐剧活动对大学生成长所起的作用

具有多元化特征的音乐剧，对培养创新人才及培养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成因分析

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停息的迹象,甚至还呈蔓延之势。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支出规模持续扩大,导致财政赤字居高不下,最终使得国债规模超过政府的偿还能力,出现明显的违约可能性。同时,国际竞争力不足,导致出口受阻,使得资金问题更加严重。从更深层次看,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过低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及过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都是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原因。     

协调：一种应对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理念——基于公共政策执行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分析

现有研究所提出的消解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对策多为事后性对策，且偏于刚性方式。以博弈论为理论依据，通过建构传统策略下中央与地方的策略互动、“协调”作为中央策略下的策略互动、协调引入博弈最始端下的策略互动三个博弈模型，比较得出将协调引入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将有助于公共政策执行阻滞现象的减少和消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协调为理念构建的对策。     

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的学理探析

对法院的公共政策功能进行概述,从学理层面就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的原因展开论述,重点探讨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与法院公共政策功能的关系,并分析了法院公共政策功能在现代社会图景下的必要性,进而得出法院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对于法治社会的意义。     

新经济政策时期“耐普曼”的发展问题研究

新经济政策实行后,苏维埃政权对由此出现的"耐普曼"持反对态度,在认识上视它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政策和实践中则以限制和打击为主。这也决定了"耐普曼"最终消亡的命运。     

Change in the Chilean social model

Chile modernized its social model in two stages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strategies: developmentalism (1924–73) and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1973–2008). In the first stage, the State pursued both social policies of universal coverage and land reform, while also building up the country's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fter the 1973 military coup, some public services were dismantled and privatized,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was suppressed. Since the end of the dictatorship in 1990, resistance to state regulation and an anti‐labour bias have persisted, albeit to a diminishing degree due to advances in democratization and, latterly, the current world economic 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