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及战略性定位

体制转轨是国企改革的现实要求和基本环境。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一方面培育了类型众多的企业组织 ;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不同模式的企业家。如果把企业组织分为国有和民营两大类型的话 ,则两类企业的企业家生成的环境与机制是大不相同的 ;若再把企业家成长所依附的资本分为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 ,则不同资本类型与不同制度环境的耦合 ,决定着现实中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进一步研究可以探索出各种成长模式下的企业家的未来定位。     

以合意为基础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兼谈我国《物权法》之相关条文

正确理解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有助于科学合理地构建我国物权法制度;正确认识和理解物权变动的概念、物权变动的原因、合理地评价物权行为理论是正确解读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必要理论前提;对大陆法系国家三种典型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之正确理解是正确理解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必要立法认识;对大陆法系国家三种典型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科学合理的评析是正确解读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关键。     

中国法学生产力分布格局检视——基于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类立项课题的统计分析

近20年来,伴随法治中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法学学科的影响力总体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就地域分布而言,北京、上海、武汉仍旧是法学研究的重镇;就学科分布而言,民商法、宪法与行政法以及诉讼法学均属热门学科;就制约因子而言,法学研究的繁荣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学术产出能力均存在相关关系.就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而言,“司法改革”“宪法实施”“立法评估”“知识产权保护”将是未来新的理论增长点;在学术梯队建设方面,60后与70后群体将逐渐成为引领未来研究方向的主力;在法学研究的总体布局方面,基于政治红利的地缘优势将逐步弱化.     

浅谈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模式与农民意愿问题——基于典型创新土地流转模式的实证考察

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背景下,通过在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设立(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的)用益物权,解决了土地的归属与利用的矛盾。在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在通过多种方式开放流转。关于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模式也在各地展开的探索。作者通过对三种典型的创新土地流转模式进行实证考察,结合基本理论研究,进而对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展开讨论。以农民意愿作为基本价值判断,指出创新土地流转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     

列宁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的探索

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根据俄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具体国情,克服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的认识误区,提出了建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设想。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模式的创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探索的初步尝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初始阶段的某种痕迹。     

我国国家审计模式重构的探讨

我国的国家审计属于典型的行政模式 ,即各级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的行政系统 ,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受双重领导。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现有的审计模式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审计机关职能的行使和审计目标的实现 ,审计独立性得不到充分保证 ,因此 ,本文试针对现行审计模式的缺陷 ,对我国国家审计模式提出了新的构想     

二板市场风险的周期变动分析

无论是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二板市场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存续期间。对新兴的中国二板市场来说,其必然经历一个初创期、成长期、繁荣期和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二板市场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研究二板市场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风险,有助于动态地设计控制风险的制度和调整监管思路,进而保障二板市场在发展性和安全性之间谋求最佳的平衡点,并保持市场管理的持续有效。     

保险公司与高校合作建设保险学科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迅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进入了旺盛期,但实际却是保险专业学生的就业难,原因在于高校保险教育存在着脱离实际的问题。总结了保险公司与高校合作保险教育的五种模式,指出目前的合作模式中存在的四项主要问题：保险公司与高校合作保险教育权责不明、高校在培养学生时定位不准、保险公司急功近利缺乏人才培养意识、高校师资建设有待加强,提出了高校与保险公司合作时可采取＂订单式＂培养模式、增加实践性教学比重、通过实践基地建立良好的校企互动合作机制、搭建金字塔型的保险教育体系等建议。     

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再论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

义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不是工业化,而是市场化;商人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使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义乌模式"的优势,在于交易方式的专业化,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交易形成了信息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确立了义乌小商品的低成本优势;尔后,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换组织成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工业化、城市化路径.     

低碳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激励机制与模式选择

利用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碳减排和能源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缺乏对可再生能源外部性的合理评估,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阻碍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效的激励政策是,通过价格、补贴和强制消费等手段刺激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促进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模式在控制成本、创造需求、降低风险及稳定性等各方面存在差异性,而政策的激励效果是以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根据现实的能源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水平进行合理的政策模式选择。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潜力大,近年来利用增速快,但也存在着整体利用率低、地域和技术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应以固定上网电价制模式为主,将可再生能源利用数量作为基本目标,促进技术创新,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这对中国建设低碳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