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拓朴心理学看旅游动机及其行为的产生

国内旅游动机的研究大多基于一个线型的理论前提:需要——动机——行为,笔者提出旅游动机由基础动力与高层动力两部分构成,在立体层面上发生。前者由个体机能失调引发,具有弥散无对象指向性,后者由需要、兴趣构成,由具有正效价的外界旅游对象激活。自我系统评估效价,并将具正效价的多个对象与基础动力进行满足需要最大化的意义匹配,鳞选对象,形成有指向的旅游动力。其间受个体内部多层面的心理因素与外部因素影响,因而可进行多侧面、多维度的研究与应用。     

中华诗坛汉藏交流的不朽篇章——从卢前诗作回顾喜饶嘉措抗战期间在内地传播藏族诗学的重要史实

汉藏文化的积极沟通与交流是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之一,六十多年前江南学者诗人卢前存留的五首旧体诗歌、散曲和有关文章,见证了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喜饶嘉措大师在内地文化界、教育界传播藏族诗学,介绍藏族诗人的重要史实,颂扬了喜饶嘉措大师为汉藏民族之间的诗歌文化沟通与传播所作的杰出贡献,证明了喜饶嘉措大师具有为国家前途、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环境伦理学的“自然主义谬误”及其消解

"自然主义谬误"的核心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逻辑矛盾,环境伦理学"模糊"了这个界限,所以遭到非议,并陷入困境.透过机械二元论的遮蔽,我们发现环境伦理学并不是简单地把"事实"等同于"价值".在"主体间性"等过渡路线的平台上,"事实"与"价值"有了"沟通理性","自然主义谬误"不仅得以消解,而且使环境伦理彰显出更深层次的生存内涵.     

网络社会心态何以可能

网络社会心态何以可能这一论题包括网络社会心态存在何以可能、认识何以可能和价值何以可能三个方面。其中,网络社会心态的存在何以可能是本论题的前提;认识何以可能是本论题的核心;价值何以可能是本论题的目的。分析表明,网络社会心态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存在;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在实践中可对其加以认识;它对网络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道德价值新观念

作为人类价值系统核心的道德价值,随着学界“价值热”的不断升温,它已日益凸显为价值学与伦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这两门学科间尚缺乏很好的、全面的对话,以致在相互吸收、借鉴对方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上,还不尽如人意,造成对道德价值的本质问题见仁见智,且各种观点间的分歧还日渐增大。因此,本文力图从价值学和伦理学的交叉视角,把道德价值的本质重新概括为：道德价值就是指道德事实与人之间特有的社会关系,它标志着道德事实对人的本质之确证和完善,并进而厘析了这一涵义的道德价值所具有的几大特征,以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裨益。     

1923年以来的"石鼓文"研究述要

马衡在1923年发表的《石鼓为秦刻石考》揭开了“石鼓文”研究的新帷幕。自是迄今的“石鼓文”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新学初盛”(1923-1949)、“相对沉寂”(1950-1979)、“全面发展”(1980-2005)。三个时期的研究各有特色,而以对石鼓年代的争论贯穿始终。目前对石鼓文的文学研究明显薄弱;宏观考察的力度也很不足;树立实事求是的良好学风也是当前“石鼓文”研究界必须正视的问题。     

大数据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

大数据证据是对海量数据进行筛选、汇总、提炼、形成结论并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大数据证据不同于“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收集的证据”,后者并未对传统证据规则形成明显挑战,而前者将导致大数据证据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明显冲突,进而引发大数据证据在法庭适用中的三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大数据证据种类与法定证据种类的不适应,这一困境应通过不同阶段的“三步走”策略逐渐解决。第一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一种鉴定意见;第二阶段,应将大数据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第三阶段,应放弃将证据种类作为证据门槛的做法。第二重困境是因可靠性质疑而导致的相关性困境,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是大数据的黑箱化运行以及大数据技术的复杂性。对此,最为简单直接的办法便是公开算法的历史准确率。其中,算法历史准确率公布的主体应是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因为开发大数据算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计算(改进)正在进行的算法的准确性。同时,为了保障算法开发者(或改进者)公布的历史准确率具有可信度,还应由政府部门牵头,依托具有相应专业人才、技术支撑和监管能力的行业自律组织负责算法的监管。除此之外,必要时还应寻求鉴定人、专家辅助人进行解释,使一般人能够理解基于“数据...     

作品独创性功能的反思与重塑——基于著作权法结构与价值目标的双重视角

著作权法中独创性判定的分歧源于功能认知的偏差。由于独创性只能明确作品保护的正当性,对邻接权客体的判定与正当性解释无法律意义,独创性的体系划分功能不能被解读为邻接权客体无独创性或者独创性较低,而作品的独创性较高。由于“最低限度的创造性”的功能可被思想表达二分法取代,“一定程度的创作高度”在我国被错误地理解为单个作品获得保...     

法律事实概念体系探析

学界对法律事实结构的研究相对薄弱,导致立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中概念混乱,这也是法律行为的概念举讼纷纭、晦涩难明的原因。按照内涵从少到多、外延从宽到窄的逻辑关系,梳理法律事实的相关概念,可把民事主体有意识的行为概括为“当事人的行为”。从体系的完善来探讨,法律事实的后果是民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