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大学的高等教育公共性责任研究

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是政府与大学发生关系的基本逻辑起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大学的的关系及责任应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构建高等教育的法律保障,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大学问责制度,并积极探索治理理论下政府与大学新型关系。     

对我国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的探析

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之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其来源包括形式作为义务来源和实质作为义务来源。形式作为义务来源除我国传统理论中的“四来源”之外,还应当把在特定环境下基于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引起的作为义务作为我国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之一。而且,我国作为义务来源理论应当建立以支配理论为中心、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体系,并以此作出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立法规定。     

债的客体问题新探

债的客体应该是在债之中每一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所有类型的债的客体构成，都是二元结构的，一部分是债务人所做出的履行义务的行为即给付行为；另一部分是该给付行为所指向的特定的物或其他财产以及特定的事实等，即给付行为标的。劳务之债的客体也都应该是给付行为＋给付行为标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劳务之债客体中给付行为标的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论明清小说理论对艺术真实的探索

明清小说理论对艺术真实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实录观念把历史的准确记录作为真实性;“贵幻”说否定了实录观念,对小说的文学特性加深了理解,肯定了虚构的作用,提出了“幻中见真”的观点：其后出现的写实思想向“实录”回归,但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对艺术真实有了较完善的认识。这个探索历程与当时的小说创作发展是紧密相联的。     

论附随义务

在现代合同法上,传统的合同义务发生了扩张。合同法不只保护合同本身,而且更倾向于保护交易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附随义务就是这中间引人注意的现象。文章对附随义务的概念、产生的法理基础、内容及法律责任作了探讨。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保险法中的告知义务制度探析

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中一项非常具有特色的制度。目前学者们对告知义务制度的理论依据看法各异,其中危险估计说具有更大的普适性,遂成为通说。告知义务人、告知的形式、告知时间、告知的内容共同组成告知义务的制度架构。在告知义务人主观心理状态不同的情况下,违反告知义务将产生两种不同的的法律后果。     

对刑事责任理论的质疑

刑事责任至今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关于刑事责任的定义,尽管有多种不同的学说,但没有一种是科学的、不受批评的。而最为流行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说"却又是矛盾最多、最不科学的学说。此外,关于刑事责任的地位、根据、发展阶段以及刑事责任的实现等理论,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事实上,"刑事责任"就是"刑罚处罚"的意思,并不是罪与刑的桥梁和中介,它在刑法典中只是"刑罚处罚"的一个代名词而已,没有必要把"刑事责任"搞得过于复杂。     

休谟、斯密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

目前,学界在对大卫·休谟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研讨中,往往将视角集中于自由、权利、民主等理论范式上,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权威、义务、责任等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曾对这两组思想理念进行过整全性的思考与探究,即他们的理论充分凸显了在自由民主宪政政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的重要性。他们批判了契约论者关于政治权成基于“自愿同意”、政治义务基于“承诺”的观点,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权能原则”与“实利原则”的基础上,并在“交互义务”的前提下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忠诚感。     

大规模侵权法律责任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风险高发的社会,风险多发和侵权范围广泛之特征要求侵权责任法立法必须对此作出应对。大规模侵权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即是因应这一特征的重要制度设计。大规模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要考量公共政策的因素,考虑受害人的不确定性,以及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方面判断的特殊性。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大规模侵权行为多发生在商业领域,作为商业侵权行为的重要表征形态,要将此制度设计与商业侵权责任制度体系有机统合,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制度架构;必须考虑现代社会大规模侵权责任制度的构建与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整合;必须考虑大规模侵权责任制度的实现与程序法规则的完善的内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