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族企业的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传统家庭中的日常交往关系论析

传统家庭中的日常交往关系不仅具有等级性、狭隘性、人情化及复杂性等基本特征,还具有与之相应的复杂关系。并且,中国传统日常交往活动亦有其大致的活动阈限和交往原则,即富于传统特色的血缘家庭和家庭伦理规范。     

当前我国道德生活中伦理关系及其新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当前我国道德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在社会公德方面,朋友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公共伦理关系的重心,注重社会公益心和礼让、爱护环境、规范垃圾处理已成公共道德生活的内容与道德观。在职业道德方面,敬业爱业已成为多数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理念,同事关系成为职业伦理关系的焦点。在家庭美德方面,家庭成员分担家务已成为多数人的家庭道德观,夫妻关系仍然是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心,夫妻平等、和睦、经常交谈增进了解,赡养父母、注重孩子做人的品德的培养已成为多数家庭道德生活方式。在网络道德建设方面,网络人际交往的道德规范呼之欲出,网友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网络伦理关系的重心。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论《上海的早晨》中的家庭形态及特质

《上海的早晨》刻画了建国初期城市中的多种家庭形态。旧势力家族分解与新家庭建设过程并进,旧家族面临社会资源紧缩、家族成员变化、核心利益转移的考验,由表及里的动摇了存在的根基。新家庭建设朝着夫妻横轴核心关系发展,社会关系由血缘、地缘向业缘倾斜,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家庭伦理新格局。家庭变迁体现出从"私"到不完全"公"的社会伦理,突出了女性地位的改善和角色转换。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二次创业

家族企业的二次创业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人力资本的优化,还需要社会资本的提升。社会资本理论的应用为解决家族企业发展问题提供了新途径,通过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提高企业家的能动性及建立企业中间组织等方法提升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改善经营机制,突破家族困境。     

1957年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讨论

1957年,在国家高层认识到需要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口问题的讲话后,理论界就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在重要理论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这场讨论,奠定了当代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基调,使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有了坚实的群众性基础;积淀了关于人口问题的丰厚理论底蕴,为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酝酿和实施以及新世纪以后人口理论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人民性:习近平家庭文明建设重要论述的真谛

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凝炼和集中体现,也是习近平关于家庭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的真谛。从主体维度看,人民是习近平倡导的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的承载者、守护者和创新者。从目标维度看,加强新时代家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分别是: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人民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提升人们的清净感、信任感、亲情感。从价值维角度看,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民族复兴的价值理想和社会和谐的价值标准,可以实现人民性的价值取向。     

人口结构、家庭资本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

基于2017年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现状,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重点研究人口结构特征、家庭资本和政治资本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对各级政府的满意度从基层到高层依次递增,且总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政治身份与农民的政府满意度呈正向关系,即党员和村干部身份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更高。家庭年收入对政府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其对政府满意度就会越高;但家庭负债与政府满意度呈现出负相关性,即家庭越负债,其对政府满意度越低。农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以及农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对政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保障性政策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度越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越高。     

鉴真弟子法进的在日活动——鉴真和上解任僧纲为止

法进是鉴真和上弟子中最为特殊的一位,其不仅与鉴真同样位至大僧都,而且还继承了东大寺戒坛院和唐禅院,在奈良时代的佛教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戒律思想传至日本、最初展开的时期,朝廷对鉴真僧团极为期待。法进跟随鉴真和上同心协力,不负众望,大力推动了戒坛的建立、授戒的展开、经论的讲读、经典的书写等。此外,法进本人也携带大量经论赴日,倾力于戒律思想的传播。鉴真僧团结识当时的实力者即以光明皇太后为首的藤原仲麻吕等藤原一族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法进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