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的信息化路径

农民是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体,其主体地位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信息化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结,实现农民主体地位是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目标,信息化在农村的发展要以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为基础,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以信息化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拓宽农民利益表达渠道,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以此推动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     

民富优先导向视野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整体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在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关键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具体而言,要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目标,强化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责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收入性质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1997年-2008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收入性质对全体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增长性、收入永久性和收入不确定性三种收入性质对居民消费有不同的影响,即使同一收入性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也不同。就收入性质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而言,城镇与农村有所差别。     

厘清政府主导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职能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城乡居民收入规模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然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较之于市场作用而言,政府作用更具有优势。因此,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微观规制、收入支付四个不同层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最终形成。     

对“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反思

本文对当前我国“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一是对公司和农户签订的契约环境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困境产生的根源。二是对履约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运行的困境。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改进的建议：通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摆脱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自我履约能力;双方建立起真正的利益共享机制;政府体制进行改进和互补性制度的安排。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调查与思考——以山东省胶南市为例

调查显示,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胶南市农民群体精神文化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需求日趋高涨,但差异性明显;生活日趋丰富,但单调性突出;认知意愿增强,但制约因素较多;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不良文化冲击较大。农民对“知识武装”、“专业技能”、“资金投入”、“文化自办”、“文化下乡”、“文化带头人”等精神文化需求尤为迫切。因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提高对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文化产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的扶持引导;多层次开展群众性文化创建活动。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几个问题的探讨

个人所得税是指国家依法对个人(或个体工商户)应税所得额计算征纳的税金。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税收第一难,曾经和正在为我国经济建设筹集大量的资金并调节贫富不均。个人所得税虽然近几年有较大力度的改革,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个人所得税也应该继续进行改革。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学思考

文章从失地农民的法律地位界定入手,通过分析目前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相关法律制度的缺陷,从法学的视角,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留守农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调查——以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为例

调查了湖北省两个市农村留守农民共计245人的主观幸福感状况。结果表明,当前湖北省农村留守农民整体幸福感指数中等偏上,但在具体的幸福感维度上,表现出经济状况幸福感和社会环境幸福感状况满意度偏低。建议国家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惠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特别是在继续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解决物价高、看病贵、小孩上学难等问题上力度要更大。     

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研究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势必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财产性收入并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必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政府应当加强政策设计使得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