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

以计划经济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构筑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分立壁垒.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与利益分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也给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延缓了城市化的推进;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和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     

新疆订单农业实践的经济学分析——以番茄产业为例

该文对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中部地区的番茄产业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就农户与企业订单合作中产生的"学习效应"、"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现象进行了经济分析和解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措施。     

寒地居住区中心绿地设计

城市居住小区的中心绿地,是小区居民日常休闲和交往的重要场所。笔者通过对寒地城市居住小区内中心绿地的实态调查,指出目前在小区中心绿地的设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重绿化和片面追求构图形式,而忽视了其使用功能。笔者针对现存的问题,对沈阳市、哈尔滨市的部分居住小区的中心绿地进行了详实的调查,依据调查结果,提出了寒地城市居住小区在中心绿地的设计中应重解决的问题即小区内部各类活动场地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旨在使小区真正成为有人情味和归宿感的理想家园。     

贵州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

小城镇是农村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积极发展小城镇对农村城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分析了贵州省小城镇建设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战略。     

融城与逆城：新生代农民工两难选择——基于GGF监狱调查

中国农民工已经悄然更新换代,“第一代”（或称“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老化逐渐回到农村,“第二代”、“第三代”或称“新生代”农民工登上了城镇化进程的舞台,并成为新产业工人阶层的主体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把自己看成“准城里人”,希望在公民权利、择业就业、工资待遇、生活方式、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与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然而,他们却与农村渐行渐远,叉与城市若亲若疏,且处于城镇生活的“显歧视”和“潜歧视”之中,如果他们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影响因素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运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态度、动机和行为特点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时对影响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消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强身健体和消遣娱乐,影响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主要因素为社会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群体因素和大众传媒因素等。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权利保障——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国家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整合进行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在国家建构过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严重缺失,呈现"国家农民"的倾向,农民权利难以保障.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政策致使农民许多法定权利缺失.其权利便被制度性的消解.只有通过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改革户籍制度,重塑农民权利主体的独立品格,加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教育,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农民的组织化,才能确保农民权利的实现.     

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从推进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视角分析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存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三重生成机制。政府层面对工商资本的角色期待是促进农村发展,但研究发现遭遇资本下乡的村庄却出现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资本下乡的实践运作逻辑背离政策文本愿景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商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方式侵入村庄,排斥了结构松散的农民,消解了村庄内生力量,因此要摆脱“三农”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必须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工商资本纳入农村发展体系。     

基于疫情上报意愿的禽流感补偿标准研究

鼓励养殖户及时上报疫情是控制禽流感扩散蔓延、维护社会公众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那么,如果要使养殖户自愿上报疫情,合理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多少？利用宁夏中卫沙坡区实地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养殖户上报疫情意愿及其意愿受偿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养殖户在愿意上报疫情情景下可接受的补偿标准。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可接受的补偿标准分别平均为22.41元/只、31.87元/只,对5个月龄蛋鸡的意愿受偿标准最高,分别达到35.21元/只、53.55元/只。提出建立疫情损失的联动补偿机制,提高疫情补偿标准,对散养户和规模养殖户实行差异化疫情补偿政策。     

资源型城市人口生存与发展问题分析及对策选择

在资源型城市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人口生存与发展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资源型城市的失业率高,社会保障程度低,教育落后,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这些问题的出现,既与国家过去资源开发的政策有关,也与资源型城市中人口自身的原因有关。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资源型城市自身要努力转型,同时也离不开国家的救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