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与诱惑──《玫瑰门》与当代女性写作的可能性

作为世纪末女性写作进程中具有转折意味的创作标志,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以“变态的”和“多面性的”女性姿态完成了对中国现代女性形象塑造的一次革命,它以真实的“丑陋”颠覆和亵渎大众读者对女性角色的阅读期待,并因此而预示着当代女性写作的新的视角和另一种可能性。     

五四时期女性散文的主体意识

文学的演进,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人性不断争取和扩大自由的过程．而时于女性来说,人性的争取首先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五四时期,我国第一批女散文家登上文坛．她们重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争得做人的权利。“爱情”作为代表人类最强烈、最个人化的情感,被极热切地给予强调与凸现。自然、童心、母爱成为女作家们的心灵依凭和慰藉。然而顽固强大的社会封建势力,使她们很快陷入“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茫然痛苦之中．     

论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女性写作投身社会运动的时代 ,女性意识的变异使得女作家遮蔽或忽略自身独特的体认而竭力达到一种不分性别的认识高度。导致这种主体意识变化的原因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 ,也有创作主体自身的因素。诸多方面的影响使得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社会意识、政治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新支点 ,为女性意识注入新的质素 ,从而使文学创作风貌产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是群体性的 ,即整个女性写作都表现出一种对男性趋向的认同     

视觉文化:广告女性形象的看与被看

广告女性形象的看与被看是一种复杂的视觉行为和视觉文化。从观看的行为来说,女性形象看与被看的模式呈现为女性形象被男性观看,被女性观看,甚至是女性的自赏。无论广告中女性形象是在场还是缺席,是真实地存在还是由男性的虚拟而存在,女性形象出现的目的就是被看。由于男女两性在生物特征和社会特性方面的不同,观看的行为方式和观看的文化意味有着显著的区别。男性通过窥视行为,放大女性的性征,并过滤掉女性美的其他成分,将女性视为满足自己潜在欲望的性符号,女性被男性性化。女性通过审视行为,激发起因缺失而引起的焦虑,将广告女性幻化成生活的指导者和楷模,将女性美化。     

论毛泽东的苏维埃执政为民思想

苏区时期毛泽东倡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实行代表主任制和代表固定联系居民制以及委员会制，将民众与苏维埃政权联为一体，使苏维埃政权成为群众生活的管理者。     

古希腊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作为历史符号的海伦;"家庭天使"型的珀涅罗珀;还有"悍妇"型的美狄亚。她们都是欧洲社会进入父权时代之后父权制度下的产物。对古希腊文学中的三种类型女性加以比较,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希冀、评价与控制,折射男性心目中的女性价值尺度。     

传统沉疴下的海峡两岸女性创作比较

海峡两岸女作家被同一条中华文化的纽带所连接,这使她们的创作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儒家文化在两性关系上不平等的伦理秩序使得两岸女作家的笔下始终回响着不屈的抗争之声,但是,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她们的创作又具有某些内在差异性.因此,需要通过对其中差异性的阐释,寻找一条通向两性和谐的途径.     

徐坤"都市即景"系列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究

徐坤的"都市即景"系列作品,对都市职业女性的女性意识特点进行了揭示.现代社会对女性的社会定位和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家庭定位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职业女性处于性别角色分裂的精神困境.她们虽然具有了与男性一样平等的权利和经济上的独立,但她们中很多人内心仍然残留着浓厚的传统性别意识,尚不具备明确和充分的女性自我意识,受制于无法颠覆的男权文化困境.职业女性生活及女性意识在徐坤的笔下,呈现出滞涩而苍凉的轨迹.徐坤对都市职业女性生存现状和精神世界的关注与探讨,对都市文学建设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义.     

女性自我的建构:当代女性书写的主体呈现及其内涵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女性书写者对女性主体性的探寻呈现出不断变化深入的态势.即从张洁、张辛欣"女人是和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到王安忆、铁凝对女人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存在的特性的探寻,到林白、陈染文本从个我隐秘的生活、心理层面对性别个体女性自我的追问,再到王安忆<长恨歌>在一种平易的日常状态中展现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及意义,营造一个世俗、民间的女性自我.     

民俗观照下的现代文学女性书写——基于江南作家群的文学考察

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塑造了一系列江南乡村女性民俗形象,并将婚姻、生育、信仰等民俗巧妙渗透于女性形象刻画之中。对女性的发现与民俗的书写一方面反映出现代文学江南作家对吴越文化精神的深刻体悟与承继,另一方面也可透视现代文学江南作家深厚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