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大学教育与共生理念

21世纪大学教育应以共生为指导理念。这一理念要求把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培养"文理融合型"的人才。教养理念起源于古希腊,伴随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不断改变;其核心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自身的定位;在克服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过程中,通过"哲学的生态、交往论的转换"构建新的人学观,以之为基础进行共生的人才教育与共生专业教育,可以说是21世纪大学教育中缺一不可的。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八月之光》的结构诗性和灵性

《八月之光》体现了福克纳小说艺术的诗性想象和灵性思维。它的结构是诗性想象之基础,而作家的灵性思维则既是小说思想性的艺术升华,更是美国南方文化的神意飞跃。作品诗化主要体现在整体结构的自恰性、反复的叙述方式、张弛有序的节奏及意象的组合方式等方面。这种诗化的结构呈现为一种灵性之光,这种灵性就是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氛围。     

时空二元对立与区域文化视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反思

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学研究界兴起了一种以空间观为立论基点的批评范型,其指归在于对80年代的线性文学史叙事予以质疑和批驳。相互冲突的这两种文学史观虽然理论资源、价值立场都大相径庭,但是却具有相同的思维特性,即均从时/空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阐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学术转向的这一关节点,研究者须从当下的主导性文化语境中超拔出来,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局限,寻求开启崭新研究路向的契机。     

东北流亡学生群体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东北流亡学生群体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被迫流亡到关内的东北籍学生的总称。这些东北籍流亡学生不甘忍受乡亡家破的耻辱,为收复东北失地而自发地团结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开展着东北救亡运动。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他们逐渐集聚于西安,将救亡活动汇入到西北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成为推动西安事变爆发的促进性因素之一,也是支持与拥护西安事变的一支重要群体。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最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诗经》研究的学术著作。它以全新的思想观点、解读和阐释的优势以及对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的整合,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充分显示出唯物史观作为学术研究指导思想理论的巨大意义。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论历史归属研究中的理论标准

确定各国历史研究范围的标准只能以这个国家今天的疆域为准 ,而不能以历史的疆界不同为依据 ,任意扩大或缩小一国历史的研究范围 ;确定历史上的政权、民族归属的理论标准 ,只能依据该政权和民族当时和哪一国中央政权建立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来确定。     

多元学科研究与中国思想史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