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艺术处理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在进行创作时既要确保艺术创作真实反映历史事实,又要防止与《东方红》重复,需要创作人员精心设计框架,选择材料进行加工改编,具有一定的难度。创作者和表演者通过艺术框架的搭建、艺术素材的加工、艺术演出的处理,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既具有政治内容又具有极高的艺术美。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尚书·洪范》与公羊“大一统”思想——以“建用皇极”与“正五始”为中心

作为公羊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大一统”说与《尚书·洪范》的“建用皇极”说有着深刻的思想关联。首先,二者皆以“君极”之立作为王道之行的关键因素;其次,二者皆以“王正”作为“君极”之立的基本前提,且谓基于此,“一统”之义方得成立;再次,二者皆蕴含了改元立制以厚养万民之义。无论是“一统”说还是“皇极”论,固然均表现出鲜明的尊君色彩,但二者所强调的“归元”或“君极”思想实则又内涵着抑君乃至“革命”之意。因此,“大一统”并非简单地意味着思想、观念、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绝对统一化,而“皇极”论也并非主张君主专制。在儒家看来,君王之于天下人心,本质上不过起着召唤与凝聚的作用。     

试析刘安冤案

陈广忠认为,史书所载刘安"谋反"案为冤案,刘安的自杀有其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     

话语伦理学的一次文学实践——以胡风事件为例

胡风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回想起来仍令人震惊不已。与过去相比,今日的文学环境显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前些日子的韩（寒）白（烨）之争仍让笔者心存不安,中国人的非理性由来已久,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先进文化的理念不断涌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的理论便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     

浅谈隐性课程的作用

隐性课程不是通过正式教学进行的,通常体现在学校和班级的情境之中。它包括物质情境、文化情境、人际情境,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发与利用隐性课程对英语学习是十分重要的。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事实、价值与道德选择

在道德选择的理论与实践中,必然遇到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事实与价值统一于"实际活动着的人"自身。正确的道德选择应建立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统一的基础上,忽视了事实判断作用的道德选择,必然会最终导致对道德价值自身的否定。从人格完善过程的角度来分析,道德选择又是德行与智慧的统一。     

试析"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以徐水县为例

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兴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季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夏季的倏然解散,走过了四载的起伏曲折的历程.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徐水县的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过程进行描述和解读,希冀对其进一步系统地研究有所裨益.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adjustments to the crisis: A comparative micr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France and Great Britain

In this comparative study,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workforce or wage adjust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2007–08 crisis, using two highly comparable establishment‐level surveys conducted in Great Britain (WERS) and France (REPONSE) in 2010–12. Notwithstanding contextu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ntries’ productive systems and the timing and impact of the crisi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adjustment strategies appear to have been similar (trade union presence not preventing adjustments). Differences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are therefore not found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different modes of adjustment observed at the macroeconomic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