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     

从情礼关系看竹林七贤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儒学的思想统治开始松动,出现了儒、道、玄、佛多元文化的格局,儒家以礼制情的情礼观受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冲击.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时期,竹林七贤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和生存状态等方面反思情与礼的关系,表现出了崇尚自然、尊重个性、追求精神超越和自由的生命意识.     

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

汉初政论文的阳刚风格展示出汉初士人奋发扬厉的人生情怀和积极用事的昂扬姿态,展现了汉初士人在大一统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格精神魅力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衷政治的事功精神、维护大一统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彼此联系,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汉初士人的人格精神魅力.     

国外修辞学研究散点透视--狭义修辞学和广义修辞学

广义修辞学把狭义修辞学注重研究的修辞技巧延伸到了文本层面和认知层面 ,而狭义修辞学在理论上为广义修辞学提供了思想资源 ,并在实践上印证了广义修辞学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 ,当狭义修辞学拒绝修辞研究认知问题时 ,已经不自觉地陷入了广义修辞学强调的“语言建构我们的现实”的陷阱     

应对公共危机的政府理念重塑与管理创新

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国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凸现了各级政府传统公共管理的不适应性.在危机管理中的现代政府理念对于政府行为起着导向和规约的作用,决定着危机管理的成效,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灵魂.如何塑造政府管理新理念,创新政府公共管理,主动消解危机并回应挑战,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面临着的一项紧迫任务和重大现实课题.     

从道德抉择到德行合一————新闻传播中的道德伦理抉择模式比较研究

当代人面对越来越多的伦理观和德目表,但在行动时却往往盲目无措,一些传播与媒介伦理研究者推荐了“波特图式”和“博克模式”等实用的伦理推理模式,这些希望确定行为理由的推理模式实际上并不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说服力的伦理依据。那什么是我们行动时可以依靠的东西？是随处可感的道德感吗？然而关于道德感的基因、神经生物和生物进化方面最新的科学研究明显打击了我们对道德感神话般的期待。不过,这类研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行为的道德依据或者说道德感形成也许必须要从历史和社会实践的角度来探究,这样,美德伦理的研究传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提出的追寻美德的办法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推理和判断的模型,还把我们引向一条德行合一的道德探询之路。     

农民社会阶层越高越幸福吗?——基于CGSS 2010-2015年数据的微观分析

针对农民社会阶层与幸福感问题,通过分析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响应Logit模型估计,实证检验了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研究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存在幸福效应,社会阶层定位越高的农民,其幸福感越强;进一步区域比较发现,此幸福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而户籍比较发现,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低于城镇居民;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农民社会阶层定位的幸福效应较10年前有所增强,且农民对社会阶层定位有较为乐观的预期。据此提出,民生建设中重视农民的发展诉求和精神需求,融通农民社会阶层上升的渠道,从而提高农民幸福感,保障农民公平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     

论创新教育的主要内容

创新 ,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话题。创新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在眉睫。反思传统教育的弊端 ,创新教育的主要内容应当是 :思维教育 ,培养创新智能 ;情感教育 ,塑造创新人格 ;审美教育 ,营设创新境界 ;实践教育 ,锻炼创新能力     

独特的审美思维体系与诗性的美学理论 ——东方美学的总体特征论

西方美学理论作为当今世界美学的“权力话语”或“主流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它缺乏更大的容纳性和全面性,因为它没有吸纳东方美学的思想精华,也无法准确而明晰地解说东方美学思想。东方美学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诗性的理论系统。西方美学只有吸纳了东方美学的思想和诗性的理论精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美学。这是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中全世界美学所面临的新课题。     

朱熹揆以常情的解经方法

在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上,朱熹一向主张采用“揆以常情”的方法,以求理解与解释的最终结果合情合理,能最大限度地具有普遍意义和客观有效性。就其经典解释实践看。朱熹在理解和解释经典文本的各种意义时,也总是自觉地把相关问题置于普遍人性的层面上予以考量,把对相关问题的反思、理解与对人之常情的揆度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