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历史·制度与权威——读《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

《制度空间与基层权威生成》一书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核心问题的一次检阅,其对自治的思索、历史的梳理、制度的考量、权威的评判都是深入而细腻的,其间虽有理论追索的困惑与纠结,但是其对制度影响下的权威的现实勾勒依然因为真实而生动。     

艺术史的终结?--关于艺术发展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从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新的变化入手,探讨文艺研究面对的新问题,即由历史的终结推导而来的“艺术史的终结”,指出这里有着我们看待文艺问题的新的可能视角,并且由此视角可以为文艺研究的进展提供新的契机。     

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自然科学史和大科学史的学科结构

自然科学史经过几百年的演进发展,已经走向初步成熟、能够进行自我认识的阶段.自然科学史已经建立和有待建立的分支学科,可区分为普通科学史、科学综合史、科学学科史、科学社会活动史、专项科学体制史、专项科学成就史七个学科群组.大科学史是指将研究范围延展到包括所有科学部类的科学史.大科学史研究,在分析方向上要特别关注对新兴科学部类的历史审视,在综合方向上要突出对各个科学部类相互关系的历史考察和普通大科学史的相关基础研究.     

简论近代泰国日本两国的改革

近代泰国和日本的改革是基于相似的历史进程和动因的 ,但两国改革后却沿着不同的道路 ,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发展 ,以致今日的泰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如此大相径庭。本文将从两国在改革前的社会基础、领导者及指导思想和改革后的具体措施成效等方面入手 ,对泰国和日本的改革进行分析和比较 ,以探求导致两国改革的这种不同成效的原因。     

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与问题--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种解读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面总结,它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从方法论上确立了哲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地位.同时,它明确探讨了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和世界精神的实现问题.     

试论寿县城市文化名片的打造——兼论当前寿县城市文化定位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文化名片是现代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对于现代区域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目前寿县城市文化定位中存在的问题,打造新的寿县城市文化名片十分有必要。结合寿县及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提出寿县为"淮河流域第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并就这一概念的必要性、理由及内涵做了简单阐述。     

70年致力于民族学研究的学者——西南民族大学陈宗祥先生专访

陈宗祥先生是我国最早介绍、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学者之一,也是《白狼歌》研究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翻译的《格萨尔王传》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格萨尔的参考资料之一,他提出“白狼语～南语一西夏语一普米语等一脉相承”的重要见解,被认为是对南语研究的一大突破。陈宗祥先生尤其将70年来对民族学乌牛白羊两系的探索,贯穿到他对东汉《白狼歌》部落史、古蜀史的考证和敦煌古藏文《南语写卷》的翻译研究上,独树一帜。学界鲜为人知的是,20世纪40至50年代,陈先生收集和翻译的海门道夫的中印边界东段调查报告,最早向国内介绍了喜马拉雅山麓南侧坡九万平方公里地区的情况。我们有幸对陈宗祥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陈先生首次对自己的人生、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做了回顾和总结,是授权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访谈文章。     

《太平广记》与唐代阿拉伯商人的科技生活(下)——以早期伊斯兰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广记》所载唐朝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虽然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是其中又确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伊斯兰商人现实生活的生动体现。我们透过各种扑朔迷离的"传奇"现象,不仅看到了伊斯兰商人精明的财富意识,而且更加深刻领略了他们在冶金、医药、建筑、航海、生物等多方面的博学才识和他们不畏艰难的探险精神风貌。事实上,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已经构成了唐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中国民族史学对近代史的研究两方面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成绩与不足,认为近代史和民族史学科界线分明,较少交叉与对话,同时影响了两个学科的全面发展,从而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观点,主张从我国多民族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