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环境会计

文章对环境会计基本构成如环境会计目标、基本原则、环境问题对财务活动的影响、环境会计学分析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构建环境会计学的基本设想 ,为我国企业健康科学地发展 ,提供必要的财会业务支持     

西部地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相关问题分析

针对西部地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中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的方向选择、组织形式选择以及西部农村金融领域的相关配套改革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应通过改革引导西部农村资金流向的机制、适时推进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建立农村信用社存款保障机制等措施进行农村金融领域的相关配套改革。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学思考——山东省茌平县个案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据统计茌平县7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农民群众医疗保健得不到有效保障,已成为直接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召开的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上,确定茌平县为全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县。由于刚刚兴起,对于其经济学以及管理学思考是由切实必要的。通过下文的一系列论述,提出了一些对于合作医疗的实施切实可行的意见以及建议。     

农户借款的供求约束及解除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导向的,包括现在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应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特征,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出现供给缺位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因此,研究我国农村中最大的经济主体———农户与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借款行为,通过对借贷双     

合作处理中的团队透明性

对合作处理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并提出了一个有用的合作团队的模型。模型中的团队代理是实现透明性的依托，在此对其特性、行为及其构造作了描述。把合作团队的透明性分解为环境透明和编程透明，并给出两种进明性在ＯＳＥｗａｒｅ中的实现方法。     

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Shapley值纯策略纳什均衡解求解方法

在合作中又有竞争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经济实体之间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竞争与合作交织的特点,既有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有利益的分配或者成本的分摊,即竞争与合作相互联系。为此,Brandenburger和Stuart提出了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模型为这类博弈提供了有效的工具。目前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研究较少,且Brandenburger和Stuart提出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存在一些不足：合作博弈用核心求解可能为空或者不唯一。Shapley值是一种重要的合作博弈单值解,满足匿名性、有效性、可加性和虚拟性,表达形式简单且唯一,对一些成本分摊问题和利益分配问题,给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公平满意的分配方案。因此本文研究将Shapley值作为合作博弈的解时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存在的条件。为了分析本文提出的基于Shapley值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新理论框架,首先给出了其特征函数满足的联盟无外部性条件。在满足此条件下,我们进一步证明了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存在的条件及性质。结合数值实例比较分析合作博弈用核心和Shapley值求解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的优缺点。研究表明：当用Shapley值求解合作博弈解,降低了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解存在条件。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仅弥补了Brandenburger和Stuart提出的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中合作博弈的核心为空或者不唯一的情况,而且为非合作-合作两型博弈的解提供新的理论框架,从而为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博弈问题提供新的求解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公共性生产逻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多主体协同是在共同体框架内进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于其公共性。结构-文化-行动者的三维分析框架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逻辑提供了解释。基于湖南湘西J村人居环境改善的案例研究发现,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引导、规范纠偏与压制,科层体系下的权力控制以及集体主义优先于个人主义的道德结构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共同体公共性生产的压力来源;农村熟人社会对人情关系、公共空间对话和乡村精英的培育为该共同体公共性的生产提供了弹性空间;而个体行动者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利益选择、参与型的意义建构和服务型的价值认同则促使其自主生产公共性。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梳理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12—2017年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发展反哺绿色金融成效显著,二者已达到良性共振耦合,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发展阶段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阶段到良好协调,并向着优质协调靠拢;第二,上游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已形成了区域内合作机制,产业绿色发展迅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自2012年以来上升最快;第三,九省二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和侧重点不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差异,但都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针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和产业绿色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度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