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竞争力孰强孰弱——基于公司治理与管理相匹配的视角

控股股东的性质对于治理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决定着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通过对2003-2006年3590个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由于制度约束以及上市公司自发性要求,国有控股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普遍重视潜在竞争优势的培育,尤其是董事会制度的建设,治理竞争力均有显著改善。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具有较强的潜在竞争优势,但由于控制权的争夺导致了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不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其垄断性地位,具有较强的财务实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大股东则应培育理性的投资意识以及联盟意识。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主力军,在促进“三农”和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保障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提高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基于监管有效性的基本内涵和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以及监管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评价我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的指标体系,为客观准确地评价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青岛市青年自组织发展现状及制度保障

近年来,青岛市各类青年自组织发展较快,这些组织在满足青年的精神生活需要、对外交往需要、促进青年就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青年自组织的发展也面临着登记条件过高、资源匮乏、品牌意识淡薄、组织发展不稳定、外部沟通缺乏等困难。解决青年自组织所面临的困难,关键在于为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具体包括完善相关立法与政策、确立分类管理体制、转变双重管理制度、降低法人登记条件等。     

金融超高频数据研究新进展

对超高频数据进行建模与分析,已成为国际、国内的金融学研究热点之一。最近几年,对金融超高频数据的研究有很多新的进展,通过对超高频数据的交易时间、标值两个方面的分析,较全面地总结了金融超高频数据研究新进展。最后对其研究的新进展予以简要的评析,并指出未来对金融超高频数据研究的方向。     

金融危机与重庆模式

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让沿海地区经济模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重庆经济却逆流而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崭新引擎。重庆经济以其特有的发展模式抗击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金融危机后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重庆模式”深受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在分析重庆模式具体内容的基础上,将重庆模式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重庆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的、以发展内需为主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强调创新的生产力发展模式和不断提高的政府质量是保证重庆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后危机时代“弃企逃债”的反思与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弃企逃债”现象并产生一定不良后果。究其原因,既有一些企业及企业主破产心理变态、破产理念失当问题,也有破产生态不良、破产制度硬伤问题。为此,后危机时代应疏导破产心理、确立正确破产观、改善破产生态环境、完善破产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弃企逃债”,以维护经济秩序,减少社会震动。     

我国县域金融竞争力指标的设计与提升路径的研究——以连云港四县为样本的分析

县域金融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其金融竞争力已成为县域金融发展的主要标志与目标。准确的界定金融竞争力内涵,科学的设计评价指标,对于明确一个县级地方的金融发展目标和措施至关重要。本文以区域金融竞争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探讨县域金融竞争力的基本内涵与外延,构建评价县域金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并以连云港四个典型县为分析样本,比较县金融竞争力的差距,并提出发展的导向建议,为全国县域经济与金融的耦合协同发展提供参考性蓝本。     

论企业集团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系统

企业集团是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由众多企业法人共同组成的联合体。企业集团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系统是企业集团核心管理内容之一。企业集团母子公司财务控制系统是由财务人员控制系统、财务制度控制系统、财务目标控制系统和财务信息控制系统等构建的有机整体,企业集团管理当局应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机制环境,保证其高效、及时、完整、良好地运行,保持企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企业集团价值最大化。     

金融市场约束下贸易结构引致资本积累的有效性检验

根据Mazumdar的观点,只要贸易能够降低资本品相对价格,就能提高出口品的相对收益率,生产函数将随之扩张,资本品净进口、消费品净出口国还将导致折旧率下降、投资率上升,两者结合将促进新古典意义上资本积累水平上升。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 资本品进口、消费品出口的贸易结构能否带来投资率的上升依赖于金融市场融资效率,而储蓄投资转换率不高、银行垄断性较强及银行体系运营成本较高等因素弱化了资本品进口对资本积累形成的积极效应。     

预付式消费合同的法律管制

预付式消费作为新型消费形式,既有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内在缺陷。在预付式消费中,消费者向企业提供了长期信用,却难以进行自我救济,容易造成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仅凭事后救济,不足以妥善保护消费者利益,必须在预付式消费的提前申报、销售收入第三方控制、消费合同强制条款、消费合同担保以及营业转让等方面,加强对预付式消费的事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