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园区技术效率与规模指数——基于DEA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价了53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入产出效率、投入剩余和产出亏空状况,同时以超效率DEA模型为基础对这些开发区的生产效率进行综合排名,最后通过线性回归探讨影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指数的外部因素。结果发现:(1)在众多的开发区中真正处于有效率生产状态的地区并不多,占20.75%,处于纯技术有效的开发区占39.62%;(2)导致大部分开发区无法处于有效的生产前沿面上进行生产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规模过小;(3)开发区的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受地区的开放程度、集聚程度和气候环境的影响较大,而规模指数则受开放程度、地区经济实力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较为明显。     

企业信息系统项目效率的评价方法研究

在简要总结信息系统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改进的DEA模型客观评价企业信息系统项目效率的方法,建立了信息系统项目的投入和产出指标体系,并实证分析了大型陶瓷企业信息系统项目的相对效率.     

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思考——一种效率与公平的认识视角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包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效率问题,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问题.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公平只能是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公平的社会主义效率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需要社会政策的构建和维护.全面辩证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抓住有利时机 提高管理绩效

本文论述了时机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应该注重抓好哪些环节上的良好管理时机,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管理工作绩效的目的.     

实报还是谎报——双边信息激励与供应链效率

探讨了双边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信息真实分享和谎报对效率的影响。首先,给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作为比较基准。其次,构建双方信息真实分享的激励模型。研究发现激励双方信息真实共享所需的信息租金降低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再次,构建允许信息谎报的交易量谈判模型。研究发现,供销双方都偏好高报自己的信息类型。个体谎报信息的幅度随着谈判力增加而减小。拥有绝对谈判力的一方不会谎报信息。供应链效率与谎报信息的幅度、成本上界以及销售价格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实报信息和谎报信息下交易量、供应链个体利润及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洞见:供应链企业是否激励双边信息分享可根据双方成本大小进行选择。     

融资约束下金融科技对投资和公司价值的影响

融资约束与非效率投资限制了公司价值的增长。针对这一问题,以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对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和公司价值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构造PVAR模型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融资约束划分后,最终确定36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SGMM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在短期内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促进投资的发生,缓解投资不足的现象,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知,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从长期的影响来看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金融科技会通过缩短融资约束企业的投资滞后期数,促进企业投资效率和公司价值的提升。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融资约束与零售企业经营模式选择

回归零售本质、强化自营能力是零售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然而当前众多零售企业放弃了自营,更偏好联营。为找出这一矛盾的症结所在,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不同零售企业经营模式对应的供应商和零售商之间的收益分配模型,将自营率作为零售经营模式变量引入理论模型,以解释零售业联营模式占优的现象。理论分析结果显示,融资约束的提升会降低零售企业的自营率。进一步地,利用2017—2019年我国境内经营的176家零售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零售企业对自营模式的自由选择,且私营零售企业和百货零售企业受融资约束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加强市场监管,为零售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品牌建设、供应链完善、提高市场集中度等,强化零售企业的自营能力。     

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入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投入则是提升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探索宏观制度环境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法治环境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会抑制企业研发投入;良好的法治环境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上述影响以及法治环境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果,主要体现在探索式研发中。并且,法治环境的正向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和金融法治化改革,它有助于破除企业研发投入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