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闻捷：“异质性”与审美“合法化”的获得

在国家主流声音与特殊民族政策的空隙里，闻捷的诗以把国家意识形态“人情化”、“异域化”、“陌生化”的文化策略，获得了审美的“合法化”，从而成为当代文学重读中真正的常青树，并为我们重返“十七”年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据。     

陕北剪纸与山歌的艺术共性

民间剪纸与山歌在艺术上存在着许多共性,本文把陕北这一地域的2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做一比较,从多方面、多角度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联系,以帮助我们对某一方面有更加广度和深度的学习和研究。     

杨嗣昌旅游理论述论

杨嗣昌的旅游理论是比较系统的 ,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旅游资源的配置理论、风景名胜的评价理论、旅游观赏的审美理论、民俗旅游的开发理论。他同王思任、袁宏道、袁中道等人一起 ,代表了晚明时期我国古代旅游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戏曲曲艺艺术用于民族声乐中的设想

我国的民族音乐形式多种多样。借鉴传统音乐中戏曲曲艺的精髓 ,并运用到我国民族声乐中去 ,可为人们了解民族音乐提供一个窗口。     

论《诗经·国风》的民歌性--民谣之体,教化之用

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诗经.国风》的民歌性,首先根据民歌的涵义,从乐调、艺术形式和内容三个角度说明“国风”符合民歌的特点;然后从反面的“非民歌说”的观点出发,解释国风虽用于周政权“化南”的政治目的,但其体仍为民谣。     

敦煌民间词之文人词化过程

中唐以后,除了民间广为流行的长短句外,还出现了文人亲自创作的长短句。文人的长短句到底起源于哪里?假定文人的词是受民间词的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什么原因使文人对长短句保持持续不变的关心,并给予了词的地位?民间词的内容和风格是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到文人那里?解决了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间词文人化过程中文人词的形成原因,同时可以对定论词的性质提供参照。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

中国共产党进入赣南和闽西地区后发现当地群众在心理上过度依赖民间信仰,这种情况对于建立和稳固苏维埃政权产生了碰撞和摩擦。为此,中国共产党期望通过法律制度、社会教育及发展戏剧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民间信仰加以改造。随着群众革命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农民群众崇拜神灵的观念逐渐弱化,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思考自身作为“人”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有利于乡村社会群众革命意识的觉醒、民间信仰活动开支的节省以及社会文明的进步。     

乡村文化振兴与地方民俗发展——基于“三边民俗文化园”的考察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公共休闲文化空间正在成为基层文化复兴与发展的重要场域。以三边民俗文化园为例,通过考察分析文化空间的特色设置、建构逻辑与文化拾遗,发现民俗文化空间蕴藏推动乡村发展、提升民众自信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丰富文化资源。但文化空间的民俗传统脱离昔日的原生态语境,在行政作为与旅游观光目的下被静态复制或用于寄托乡愁。这种文化空间建构方式在为振兴乡村文化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潜藏着地方民俗发展的问题与局限。只有充分关注乡村文化发展语境、乡村民俗本来样态、乡村民众心理微变和乡村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才能有效推动地方民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协同发展。     

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价值指向、心理机制与实践路径

法治信仰是现代法律信仰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充分信任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建设提供了价值指向,要以“五个坚持”为指导,营造有利于法治信仰生成的政治环境。从法治信仰的心理机制来看,人民群众在对法治价值有了初步认可后,便在价值体验的催化下形成法治价值观,继而在科学公正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过程中坚定法治信念,实现法治信仰的升华。要引导全体人民拥护法治、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和捍卫者,在立法、执法、司法以及法治宣传等实践中大力推进新时代法治信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