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以湖北省为例

以湖北省102个县(市、区)为例,采用粮食安全法,界定了县级区域间的补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补偿分区结果与湖北省出台的主体功能区划方案,探讨主体功能区划框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分区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总体上,湖北省耕地资源处于亏损状态,亏损面积达312.34 khm2,不能满足自身需求;且省内耕地资源差异较大,18个盈余区中,襄阳区盈余面积最多,约108.01 khm2,盈余面积最小的保康县仅盈余59.726 hm2;37个赤字区中赤字面积最大的武昌区赤字面积高达149.448 khm2,赤字面积最小的赤壁市仅赤字293.287 hm2。结合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分布规律可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受偿区主要分布在农产品主产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主要分布在重点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县(市、区)基本属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支付区和平衡区。     

国际商贸中心餐饮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餐饮业是北京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重要基础产业,以国际商贸中心发展标准相衡量,北京餐饮业还有较大差距。北京应以巴黎、伦敦、东京等成功的国际商贸中心为标杆,寻找餐饮领域发展的经验,结合北京优势,创造与北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和国际商贸中心形象相适应的,能全面代表中华餐饮文化的北京餐饮。     

山东省粮食生产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考察山东省1983～2004年粮食生产变化情况的基础上,用基于时间序列的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山东省粮食生产的因素。认为山东省的粮食生产波动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市场、气候以及政策等因素引起;模型的回归基本上反映了各个变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程度,其中生产要素投入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影响程度最大。     

如何认识当前国内的粮食形势

论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及其他促进粮食生产的政策因素对我国粮食供给量的影响,分析了国内主要粮食品种小麦、玉米、稻谷等的供求状况与消费的结构性变化,提出我国应积极监测粮食市场行情,分析并预测市场供求关系,适时适当地进行产前调节等。     

托妮·莫里森早期文本中的食物意境

在托妮.莫里森早期创作的文本中有大量的食物描写,形成了浓郁的食物情结,这不仅构成了莫里森的写作风格,而且成为一种隐语,由此可以解读出黑人历史的沧桑及其生存状况的沉重。从莫里森早期文本中的食物入手,揭密黑人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以把握小说的内在主题。     

主流范式的危机：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的反思与重整

在我国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改革中对食品安全治理形成了以“改善政府监管”为路径依赖的主流范式。这种范式是以管制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伴随着西方芝加哥学派的勃兴,管制经济学理论自二十世纪后半叶遭到了重大批判,以此为基石构建的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主流范式也面临着政府替代还是市场修正、公共利益还是部门利益、政府万能还是政府有限的逻辑性、主导性、主体性危机。应当以管制为逻辑起点,以信誉机制为先导,以不完备法律理论下剩余立法权与执法权的优化分配为启迪,在食品安全中构建市场先行,辅之以政府、第三部门、法庭与私人多元参与的合作化治理模式。     

2010年广州亚运食品物流安全体系框架与建设探讨

食品物流安全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广州的食品物流安全现状堪忧，存在忽视物流过程控制，法律法规缺失、标准不完善，联合监管难以落实等问题。根据广州食品物流安全现状以及国内外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文章就建立广州亚运会食品物流安全体系框架进行了初步探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

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仍然处于十分严峻的态势。究其原因,既有刑事立法本身的欠缺,也有刑法适用中的问题。要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高发态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刑事立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增设资格刑,优化食品安全犯罪的没收财产刑,增设持有型犯罪;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刑罚打击力度,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     

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分析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特点及其原因.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历史和现实的证据分别以饥荒和高粮价大致的粮食危机的形式表现.通过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在过去和现在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自然灾害、战乱冲突、国际局势动荡等原因造成粮食供给量的下降,而经济危机、粮价波动等原因又导致人们的粮食获取能力下降,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及其脆弱性.     

农户参与食品追溯体系激励机制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食品追溯体系对农户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激励作用,得出以下结论：提高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性、增加对提供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报酬以及加大对提供不安全食品的农户的惩罚力度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食品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可以降低农户的隐匿行动,增加其生产安全食品的努力水平。通过对最早推广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北京市蔬菜种植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检验,得出影响蔬菜种植户参与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正向激励因素主要有：蔬菜种植的高成本收益率、可追溯蔬菜高价预期、加入产业化组织、接受政府补贴和参加技术培训,逆向激励因素主要有：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不安全食品供应商的惩罚力度、农户对参与食品追溯体系的风险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