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反倾销的成因及对策——以宁波为例

回应反倾销是指一个国家的同一种出口商品先后在其他国家遭遇反倾销。文章着重分析了回应反倾销的形成机制和危害,并提出宁波一些重要商品的出口企业必须采取措施,减少遭遇回应反倾销,以避免出口商品由于回应反倾销的“多米诺”效应最终退出国际市场。     

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

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不仅是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历史。在清代景德镇社会中,行帮组织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被行帮组织控制,而且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制约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行帮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是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繁盛时期,也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之时。     

府际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规范化——以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例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依赖区域所在地方政府的协同合作。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已成为开展府际合作的主要方式。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提出以来,成渝两地政府合作极具急迫性和必要性。目前,成渝双城经济圈地方政府合作协议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范性不足、程序不固定、效力规定不明以及行为外溢影响第三人权益等。府际治理理论是推动地方政府合作的理性工具。在府际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地方政府合作协议要实现规范化运作,必须解决好协议缔结权的法定性问题,且通过设立中央批准机制、独立管理机构以及第三方参与机制等路径予以推动。     

我国外贸代理制度的法律冲突及其消解

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引入的英美法上的代理制度,在逻辑上软化了我国《对外贸易法》中关于国营贸易经营权的强制性规定,破坏了仲裁条款的相对性原则,架空了行纪合同制度。所以,在实践中需要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体系解释的方法、目的解释的方法和历史解释的方法等来化解这些冲突与矛盾,从而符合立法本意。     

当代中国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

人作为动物,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本能权利。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居住和迁徙自由已经上升到国际人权法律的层面,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中,建立起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使农民丧失了宝贵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彻底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恢复和保障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以自由看待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关切。     

从营口港的外贸看列强对东北经济侵略的特性

为了解决东北史研究中出现的列强对东北的经济侵略问题,以东北最早开埠的营口港为基点,从港口的对外贸易出发,运用比较借鉴的方法,总结了列强对东北经济侵略的共性。研究结果表明,列强对东北的经济侵略是以鸦片为突破口,以商品倾销为手段,以掠夺资源为最终目的。该研究对东北经济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行业协会:搭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制度途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近20年来,行业协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制度经济学认为,行业协会是经济治理中一种能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性结构,能有效促进政府信用的建设。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对行业协会仍然存在很多信用缺失,政府要实现对工商业界的契约承诺,必须在构建与行业协会的信任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价值观对中美贸易谈判的影响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中美两国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中双方谈判代表的决策权限、谈判风格、对待合同以及对待长短利益的不同态度。培养和提高文化认知能力与跨文化情感能力,有利于缩短中美贸易谈判的差距,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节目试看对网络视频运营商市场策略影响研究

随着网络视频运营商收费节目试看的兴起，而节目试看对网络视频运营商诸如市场规模，利润等市场策略的影响所知甚少。本文在考虑网络用户情绪效用情况下，通过构建高质量视频运营商首播节目与后来跟进的低质量视频运营商播出该节目的博弈模型，研究高质量视频运营商首播节目之前提供节目试看对两个运营商收费模式下的节目最优收费价格和免费模式下的最优嵌入广告量以及视频节目提供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高质量视频运营商在节目首播之前提供节目充分试看能够实现节目最优收费价格最高，利润最大，因此节目充分试看是其最优策略；并且低质量运营商在其单位广告收益与用户单位广告"成本"满足一定条件下，高质量运营商提供的节目的充分试看能够减少低质量运营商总利润，因此避免低质量视频运营商搭乘节目试看的顺风车；高质量视频运营商提供节目充分试看情况下，高质量视频运营商只采取收费模式为其最优市场策略，低质量视频运营商采取免费模式为其最优市场策略。本文的研究成果对网络视频运营商日常运营有一定的管理学启示与应用价值。     

Remaking the labour movement in Italy: the revival of strikes at Fiat-Chrysler Automobiles in 2015–17

ABSTRACT

After the Fiat-Chrysler merger in 2009, CEO Sergio Marchionne imposed a drastic reorganization of labour relations in Italy’s plants, precipitating a profound crisis of the system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country. But between 2015 and 2017 a significant section of workers at Melfi, Atessa and Termoli plants went on strike against compulsory overtime and labour intensification, establishing links with grassroots unions that successfully organized in logistics. The metalworkers’ union FIOM-CGIL, however, delegitimized the union representatives who resisted Marchionne’s plans. In this article, we trace the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of these still little-known strikes. Because of their growing institutionalization, we argue, the confederal unions (CGIL, CISL, UIL) have both failed to mobilize workers and repressed workers’ attempts to resist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conditions. The strikes at FCA and in logistics, however, show that new forms of radical unionism are emerging, pointing to new possibilities for working-class organi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