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本相：郭沫若研究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可能

郭沫若研究在郭沫若的政治身份与学术表达的政治限度、道德眼光与道德评价、史料的匮乏与辨伪、通识眼光等层面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也潜藏着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回归历史本相,是郭沫若研究实现突破的最重要支点。     

EPC模式下管道施工商组织界面管理有效性研究

借助德尔菲法建立以目标认知、组织文化、组织结构、信息沟通、实体与合同界面为主要指标的EPC模式下管道施工商组织界面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量化分析与评价施工商组织界面管理情况可知,要全面提升组织界面管理水平,EPC施工商应完善组织机构、明晰利益相关者各方职责,建立信息处理机构、构建全通道型项目沟通渠道,完善施工组织方案、动态优化配置资源,减少组织内部界面效率损耗、降低内部交易成本,统筹考虑经济社会环境影响,全方位开展项目后评价以及持续性评价。     

一个犹豫的写作者

我写诗的时间虽不短,但一直是在犹豫中写作,也似乎一直停留在学步的阶段。我从自己的写作中,也通过长期的阅读感受到,写作中的犹豫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几乎是诗人要面对的普遍情境,甚至可以说是诗人命运中具有象征性的一部分。     

基于集散效用和运输一体化枢纽布局优化模型

分析了综合运输枢纽规划与综合运网规划相互反馈的互动机制,提出以城市集散节点为主导的综合运输枢纽布局优化思路,并以综合运输集散、衔接综合广义费用最小为目标,建立了枢纽布局选址优化的混合整数规划模型;通过模型求解,从大型综合枢纽建设与综合运输体系构建的关系出发,引入了提高枢纽衔接效率和实现运输一体化的分析思路。分析认为：提出的综合运输枢纽布局优化模型构建、求解简单清晰,容易得到全局最优解,且能够反映枢纽和对外运网适应性密切的互动机制。     

东汉监军制度的嬗变及其原因试析

东汉监军制度从光武帝时的确立到殇帝时的转折,最后到灵帝中平时的瓦解,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监军者主监将领;第二阶段监督对象转变为主督州郡,此与地方兵权扩张关系密切;第三阶段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监军制度瓦解。其变化的原因有三:一是黄巾起义爆发面广,州郡仓促失据,多数地方朝廷尚无机会派遣监军;二是朝廷所招募镇压起义之兵的私家化,使监军失去国家军队的支撑;三是中郎将监军权力扩大及其军职化最终瓦解了监军制度。     

通识教育与大学生幸福人生的构建

当下,幸福作为一种教育文化被众多学者引入学校,通识教育成为培育大学生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路径。通识教育的功能重在教化,即通过通识课程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使学生对人类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深切的体验与感受,能够在与自然、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中体验到幸福。让大学生过上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关键是＂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在办学实践中的落实,当务之急是在大学通识教育中加强生命教育、人文教育和创新教育。     

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编纂中的历史分期研究

历史分期是历史编纂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西方学者如巴勒克拉夫、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在通史类全球史编纂实践中尝试以全球各文明发展的总形势为依据来划分历史阶段。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分期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以来,与西方传统世界史研究相比,上述学者对人类历史整体及阶段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科学,对世界史编纂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传统有一定程度的突破,但仍未能完全摆脱其束缚。目前,西方通史类全球史研究对各文明社会内部发展的考察特别是发展动力的研究暴露出明显的不足,这已经成为西方通史类全球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析普通高校审计学专业特色的凝练问题

我国高校审计学专业经历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目前,国内部分高校充分利用各方面有利资源,使得审计学专业具有鲜明的特色,大大增强了专业竞争力。审计学专业特色的凝练需要时间积累和外在资源的支持,对于那些审计学专业尚且处于发展阶段的普通高校而言,可以从课程体系建设、加强实践教学和重视职业道德培养等方面入手,充分挖掘并积极凝练专业特色。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探讨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行,没有终结反而引发了国内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更大的争议。条例在基本范围和不公开事项等问题规定上的疏漏,不仅给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带来了不利影响,而且给行政机关真正保护不应公开的公共利益制造了难题。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推进,除需要有坚定的决心、正确的观念和有力的监督措施外,也需要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正案》填补立法上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