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塑

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应包括完整的知识体系、科学合理的价值观、健全的心理素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等内容。但部分理工科大学生存在着自我化、功利化、短视化、物质化等问题,必须通过STS教育、传统文化教育、职业规划教育等具体措施重塑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魏晋士人的文化精神及现代意义

魏晋时期,士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精神:任诞放达与任情率真、自我尊重与自我觉醒、崇尚清谈与崇敬自然、风度超逸与风趣高雅,这种文化精神对于我们如今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增强生命意识以及构建理想人格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张载哲学中“心”的定位问题之我见——以修养工夫论为背景

张载论“心”,重点不在认识论,而主要是把“心”作为落实修养工夫的枢纽。张载修养工夫的学者、大人、圣人三阶段都由“心”贯穿;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心统性情,大其心,虚心、无心的修养工夫,都离不开“心”。由“心”来觉解太虚本体赋予人的天地之性,通过涵养“心”而体悟“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世界万物一体同源的宇宙意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论“心”的要义。张载论心有认识论意义,但以“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而定位张载的论“心”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结论是不妥的。因为“因物为心”恰恰是张载要克服的,而“无心”却正是圣人修养工夫的目标。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人文教育刍议

关于“人文”和“人文教育”有 3种不同的理解。实际上 ,人文应包涵精神层面、情感层面和态度层面。人文教育要从知识、情感和精神三方面加以建构     

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反叛与修复机制--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传统工业社会向消费型后工业社会全面转型和相应文化转向,其中的新旧价值冲突在60年代引发了以学生反叛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制度内改革到超越制度的文化反叛过程,它所建构的“60年代精神”已被主流社会制度化,从而变成修复和完善制度的力量。     

梁启超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

从“不为古人所欺，不为世法所挠”、“我物我格，我理我穷”，以及“除心奴”，反“依傍”三个层次论述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主义相通的理性精神与学术态度。从理性精神的角度对众所周知的梁启超一生“多变”作了新的阐释。并认为，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样，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不过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论安徒生童话"儿童精神"的流变

安徒生童话深具儿童精神 ,安徒生童话的儿童精神在中国的流变从一个侧面记录着中国儿童文学自身成长的足迹 ,梳理安徒生童话的儿童精神在中国的流变为思考自身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     

生命的困境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 (“命”)的超越 ,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 (“逍遥”)。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情欲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 ,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