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拳与瑜伽术的传统意蕴及其文化学阐释

中、印传统体育文化蕴含了东方文明对于处世之道和养身模式的价值追求，作为东方体育文化典型代表的太极拳与瑜伽术，既是修炼身心、运动健身的重要项目，也是人们了解东方体育文化的重要媒介。跨文化比较分析表明，太极拳和瑜伽术在注重身形技法与艺术审美的结合、吐纳导引与意念游动的耦合、修身养性与天人意境的融合等方面具有共性，也有差异，体现出中、印在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异同。太极拳和瑜伽术的传承应该做到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其目标既不是传统竞技搏击术，也不是简单修炼养身术，而是融道德修养与身心修炼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项目。     

社会治理绩效视域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 政策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建筑是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进行阐释和推进， 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并进一步体现社会治理绩效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绿色建筑的深 入开展。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绿色建筑已有充足的理由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下，探索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方案，对促进新时期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于宽容与诚实的儒家思想资源及其局限性

儒家经典中具有"厚德载物"与"诚信无欺"的思想,但对于中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而言,儒家思想却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如何使全球伦理准则信念化或信仰化须探寻一条新的途径.     

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美学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日趋频繁,“跨文化美学”研究成为世界美学研究新的发展路向之一。在认识到“跨文化美学”研究的未完成形态之前提下,试图从文化语境、美学新质、研究方法、学科关联域等不同方面阐发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当下意义与合法性问题,以期对跨文化美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的优化——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经验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完善自然保护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国家公园的设立、建设及运行与公园社区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公园社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公园的运行、管理和保护工作又与社区活动分不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和运行有效统筹了自然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新体制也面临保护与发展、人兽冲突和地方保护主义阻力等诸多张力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协调好这些关系,不仅会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也会制约公园社区发展,甚至导致和积淀更多社会矛盾。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协调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提升国家公园体制的综合效能,需走中国式生态现代化道路,从国家公园运营、公共管理、共治机制、基础设施和保障保险5个方面不断优化公园社区治理体系,促进保护区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综合而言,要优化国家公园体制及其社区治理体系,需从顶层设计和基层制度实践两个路径进行优化：一方面可从顶层制度设计上构建起“生态现代化”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可从基层制度实践中提炼出“补贴补偿+保障保险”的均衡模式。     

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的现实功能、创新探索与实现路径——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南京都市圈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域都市圈,如何推动行政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是都市圈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推进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对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公共事务治理、实现社会互融共促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南京都市圈“浦口-和县”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案例分析,认为其在党建引领治理合作、搭建技术平台、健全完善运行机制等方面形成了较好的实践经验,主要是因“浦口-和县”在治理基础上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在治理需求上面临共同的社会问题,在治理机制上遵循多重的运作逻辑。通过上述分析,认为应采用系统化思维方式,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及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从规划制定、队伍建设、数据治理、平台搭建、主体参与、文化认同等6个层面协同推进行政毗邻地区社会治理一体化,提出应制定跨界协调规划、组建专业人才队伍、持续加强数据治理、搭建治理实体机构、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增强跨域文化交流,最终实现“纵向联动无断层、横向协同无缝隙”的社会治理一体化形态。     

“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

在推动组织振兴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叙事中,中坚农民群体被寄予厚望,然而其参与乡村治理的角色甄定仍需实践验证。基于皖东南H县X镇的个案分析表明,特定乡村治理场域下的惯习(隐性文本与行动逻辑)、资本(有限优势与转化屏障)、位置(在任者的惯性与新进者的策略)导致村两委选举结果与中坚农民“挑大梁”的预期出现背离,而中坚农民以“搭把手”的方式深度嵌入支农项目建设却释放出善治效应,使其成为项目落地前的公意维护者和项目建设中的协调转圜者。在异质化特征明显的当代中国农村,中坚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究竟应该“挑大梁”还是“搭把手”,似乎也不该定于一尊,需在政策层面赋予中坚农民三重空间:一是把工商和农民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确保获利空间;二是优化政策体系实现对中坚农民的全链条开放与吸纳,给予其决策空间;三是引导中坚农民的行为趋向超越单一的村干部竞聘与经济示范引领,更多拓展至村庄公共秩序领域,从而在乡村治理中壮大其行动空间。总之,中坚农民参与治理的角色功能不应该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地方政府不必强行将其推向幕前,而更应根据治理场域和场景精准设计其嵌入方式的同时打破制度性桎梏。     

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缘起、目标和前景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完成追赶西方国家的历史任务后必须实现国家治理的转型,即由发展型国家转变成为平衡型国家,实现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协调与平衡。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转型,是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以法治重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型,对当前我国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发展循环经济 做好农村土地整理工作

进行农村土地整理是农村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具体手段和保证。在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工作中,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充分整合各种城乡资源,逐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统筹兼顾短期和长远利益,树立节约资源,有效保护耕地环境意识,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真正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