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异质性下供应链互补产品销售策略选择及其定价研究

基于消费者对互补品消费习性存在的异质性,对互补品消费市场进行细分,并在上游两个制造商分别提供具有互补特性的产品,下游一个销售商同时销售这两种产品的供应链环境下研究定价均衡。根据不同目标市场选择,识别出全市场覆盖以及聚焦细分市场两种销售策略,分别对两种营销策略下的供应链产品定价进行讨论,并通过模型求解分别得到两种策略下的均衡,讨论了两个均衡解存在的条件,讨论了均衡定价随产品互补程度以及互补品相对效用比的变化情况,以及销售商在不同情形下选择的定价策略。结果表明,当互补品相对效用差异不大,且互补程度不大的时候,渠道内形成第一个定价均衡;当产品间相对效用差异大,且互补程度足够大的时候,渠道内形成第二个定价均衡。     

产品全过程的环保成本意识及评价

本文将“环保成本”概念引入产品评价(即在包括产品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置的全过程中将环保治理费纳入产品成本),并从企业、国家、消费者利益的角度论述“环保成本法”在中国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产品评价的环保成本因子及其评价模式,进一步探讨解决费用分摊问题的可行途径。     

论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适用

由于各国有关货物所有权转移方面的规定不同,因此,在涉外货物所有权转移法律关系中需要进行法律选择。国际社会关于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适用主要有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适用物之所在地法两种立法模式。中国国际私法应依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性质而对货物所有权转移的法律适用进行规定。     

中美快消品行业企业简介体裁对比分析

文章根据专门用途英语学派的体裁分析理论,构建了商务体裁研究理论框架,对30篇中美快消品行业企业简介进行了体裁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美快消品行业企业简介语步结构基本一致,但二者在语步和步骤的选择频率、介绍性语步和劝说性语步的实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我国粮食生产的环境技术效率测度

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1992—2012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以考察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时期中国各省份以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状况总体上呈现出逐渐恶化现象,其中,粮食主产区优于粮食主销区,粮食主销区优于粮食平衡区;（2）中国各省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3）总体而言,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距在逐渐扩大,呈现出两级分布, 但是在各个粮食生产功能区形势有所不同。     

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中国地方政府层级设置

现代国家的政治本质和公共物品的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效率与公平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所应追求的最主要价值,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和规模经济的程度,决定了公共物品在提供上的效率和公平价值的实现与政府的层级和规模的相关性.由此,公共物品理论在推进政府层级设置的过程中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起无单放货案例评析

随着国际贸易与航运的发展,记名提单无单放货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关记名提单是否要凭单交货在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基于不同观点作出不同判决。基于具体案例对记名提单无单放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多元供给

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和保障。但是,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传统的一元供给思维和以政府为中心的供给体制下出现了“高原现象”,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元供给已经成为可能,而多元供给体制的建立必将成为有效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途径。     

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及政府角色的转化

关于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问题,一直是经济界和教育界最头疼问题。目前,对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的论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另一种是高等教育是俱乐部产品。本文从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及公共产品的外部效应着手,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剖析,并进而提出了作者观点:高等教育是私人产品。在对高等教育的重新界定的基础上,进而论述了政府在高等教育中角色和地位的转变。     

“项目下乡”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社会学阐释———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简

文章将“项目下乡”的发生与发展置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宏观政治生态与社会基础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服务型国家建设、城乡差距和治道变革是客观理解“项目下乡”的宏观背景。“项目下乡”发生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公共产品陷入自我供给困境,国家通过外源性输入,借助行政吸纳服务机制,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构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和现实选择。从现代国家的理想体制来看,“项目下乡”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财政转移支付,改善农村公共产品的问题,更要着眼于变革传统乡村,促进村庄公共精神成长,增强内生性供给能力,实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农民的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