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论歌曲演唱的情感表现

歌曲演唱中,情感表现是否到位,决定了歌曲演唱的艺术魅力和美感效果。为了把握好演唱的情感表现,需要深入分析作品,积累体验,讲究韵味处理,发扬风格特色,注意咬字发声,掌握声音技巧,提高艺术修养。     

舒伯特与“艺术歌曲”

舒伯特之所以被称为“歌曲之王”一是因为他在歌曲创作上数量多，二是因为他能够在各式各样的歌曲中表达出各位诗人的不同个性来。三是他使声乐和钢琴变得同等重要，钢琴的音乐形象和旋律的结合，使歌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两方面成为谁也分不开谁的统一体，这就是他首创的“艺术歌曲”。     

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

何其芳的新诗和散文以及在文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已经成了研究者的共识。何其芳的新诗理论与批评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如对新诗本体的认识,对诗歌发展道路问题以及民歌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启示性。何其芳认为判断是不是诗并不在于简单的外在的分行排列,而在于要尽可能提供感人、新鲜、深刻的内容和相当优美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民族和具体的诗人都有着个性和独特的创造,但是其共同的特征是有着形象的优美与丰富,语言的精练和谐、富于音乐性。同时,可贵的是,何其芳在肯定新民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时,也指出民歌体是有局限的,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因素,他的新诗理论与批评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憾。     

科举视域下的状元与女性--以宋元南戏为中心

女性在科举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宋元南戏就较好地反映了女性与状元的关系。在科举考试之前,女性们为士子筹集赶考的盘缠;士子进京之后,她们又必须肩负照顾家庭的重任,以及承受分离之苦。如果士子能够高中状元,她们也能得到应有的封赠。宋元南戏明显地突出女性的作用以及状元的身份,寄托了元代知识分子试图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     

木斋古诗曲词研究的时代意义

木斋先生对古诗十九首和曲词起源相关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质疑。木斋先生所提出的理论及质疑,前人未尝无之,然而受到时代的局限,前人无法跳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学术潮流所形成的牢笼,作进一步的突破。而木斋先生在更为客观、多元、包容、创新的时代因素下,其研究乃得突破前人。学术思想的解放和新的方法论的出现,成就了木斋的两大研究。     

歌谣的潜在资源与自然的诗——以刘半农的诗人心态与路向选择为例

以歌谣作为创作资源,曾在现代诗歌诞生期产生重要影响,并贯穿现代诗歌的历史。当然,对歌谣的倚重同样还与诗人的性格、偏好有关。这里,主要通过分析新诗诞生期重要诗人刘半农的诗人心态和创作路向进入这一命题。在涉及生平的基础、写实的追求、形式的实践和语言的权利共4方面内容之后,歌谣与新诗之间的种种关系、价值得失,正以纵向历史和横向个案的言说方式,得以丰富而具体的言说。     

艺术社会学视角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民歌新唱”

民歌新唱是传统民歌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物质条件、大众审美心理和需求所做的必不可少的调整,民歌新唱必须尊重传统,保持民歌的艺术内核。     

历史进程中安徽当代歌曲创作的全新景观--改革开放初期到21世纪初

歌曲创作往往能够从一个侧面记录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以时间为轴线,对改革开放初期到80年代及90年代到21世纪初两个个历史时期安徽歌曲创作及发展进行了梳理和论述,进而揭示这一时期安徽当代歌曲创作的历程、分析了歌曲创作特征现状,从中验证歌曲创作与时代变迁、与社会生活、与群众审美的关系。     

《弹歌》考论

《弹歌》之“续竹”不可作“属木”,“逐害”不可作“逐肉”,《弹歌》非为黄世歌,《弹歌》只能是后世追记或臆测古代之情况而形成之作品,而且《弹歌》的产生不会早于周代。《弹歌》的主题不是猎歌,而是孝子驱赶禽兽的悲歌。褚斌杰关于《弹歌》的高论特别值得学术界反思,几部中国文学史关于《弹歌》主题的错误论述也值得学术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