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大学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变迁逻辑——兼评《法理与学理——大学学术不端行为问责研究》

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中国大学达至良治与良序的基本遵循。大学治理效能因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危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实践的结构功能失衡掣肘而大打折扣。修复大学治理生态、提升治理效能,应当通过利益主体角色的精准定位和认知图式的科学重塑复归大学学术组织属性;应当通过建立健全符合法律法规、体现自身特色的制度体系践行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理性逻辑和法治逻辑;应当通过顶层设计和效益激励整合“强致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政党整合、群众路线与村治创新

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基于DEPA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

随着全球数字贸易的迅猛发展,当前WTO多边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存在缺失,使得数字贸易治理呈现出区域化趋势。为探究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前景,预判亚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可能路径,基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采用文献分析、规则文本对比、逻辑推演等研究方法,对亚太地区数字贸易治理的议题广度和深度、谈判模式、模块特征、关注焦点及竞争格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研究认为,未来亚太数字贸易治理主要呈现以下趋向:数字贸易治理将涵盖更多新兴技术领域,传统议题也会趋于更高标准; 专门协定的高效率将驱使数字贸易议题逐渐与传统议题相剥离,协定的框架形式也将采取开放、灵活、包容的“主题模块”形式。数字包容性发展、数字便利化等议题将是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焦点议题; 亚太数字贸易治理的大国博弈将以中美两国为中心,中小经济体也会以“联合抱团”来争取某些议题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