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径及其伦理反思

近年来,作为新型网络底层架构技术的区块链已经开始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着力点。人类面对灾疫的实践活动既是社会非常状态下的治理活动,又是道德意志驱动的伦理实践。区块链技术因其具有多维价值特征与灾疫治理的伦理目标高度契合,有望为现有灾疫治理体系进行赋能。同时,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手段和灾疫治理架构,区块链赋能灾疫治理的伦理风险在于其可能超越了治理活动的边界。因此,需要警惕区块链技术对灾疫治理可能存在的价值偏离。     

浅析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

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其核心因素是供需双方的知识结构偏离，人力资源政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措施。     

协同治理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解决机制——基于产业链脆弱性的视角

城市矿产开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无废城市”的重要抓手。从产业链脆弱性视角构建协同治理影响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借助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312份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协同治理的协同主体素质、协同结构质量和协同机制效力三个维度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动态协同能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协同感知力、协同适应力和协同恢复力三个构成维度在两者关系中产生显著但程度有别的部分中介效应;协同氛围在协同主体素质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在协同机制效力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协同能力与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揭示出协同治理解决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问题的内在机制,为提升城市矿产开发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宗申集团核心竞争力创新模式比较研究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无疑成为众多企业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论述了宗申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模式。在借鉴与分析海尔集团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对宗申集团的创新模式提出了几点建议。     

经理层的内部构建

经理层的构建在于建立对经济层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公司治理结构有三种理论可供选择 :“股东至上理论” ;“企业自评”理论 ;“利害相关参与”理论。其中利害相关参与理论较为合理。     

基于熵值法的东陇海产业带区域发展能力评价与建设策略

以市区和县域为研究单元,从经济发展推动力、社会发展支撑力、资源环境承载力三个方面构建区域发展能力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量化分析并进行发展能力评价.从省域层面看,该区域发展能力明显弱于省平均水平;从区域内部看,发展能力差距明显,综合发展能力优势集中在东陇海产业带的双核及轴线上.在区域发展能力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发展能力的建设策略:整合空间结构,深化区域分工,完善基础设施,涵养资源环境.     

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耦合协调评价研究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有利于促进我国节能减排及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落实并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以长江中游经济区为例,构建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鄂湘赣三省2005-2019年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的动态耦合情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9年,长江中游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均有大幅提升,二者呈现同步发展的态势但整体水平仍待提高,各省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差异显著;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逐年向好,湖北省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江西省和湖南省的耦合协调度距离优质协调还有一定距离。由此从强化区域协同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战略及深化创新驱动的角度,提出应改善长江中游经济区科技创新能力与能源利用效率耦合协调水平,推动长江中游经济区成为以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经济、社会、生态全方位可持续发展的先行示范区。     

跨域环境治理的组合式协同机制与运作逻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个案研究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与检证载体。以“环境治理现代化”表征的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再现代化,需要重新去认识和把握跨域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属性。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多辖区间联结与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既有研究已从多层面和多维度视域构建了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对于回答协同的应然状态以及如何锻造良好的协同秩序进行了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考察,但就协同进程中动力机制对协同结果的塑造作用探讨不乏“意犹未尽”之处。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环境协同治理,构建“理念-制度-实践”理论图式,并从触发机制、驱动机制和行动机制3个维度探索了开启跨域生态合作动力来源的机制之钥。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模式是典型的组合式协同,存在以系统协同牵引绿色协同的发展倾向,更具有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内在属性,此种模式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激励约束与功能分割双重作用下的理性择定。“组合式协同”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上能够获得有效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回馈,并因其秉持共生、共进以及共...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