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理理论存在的内在缺陷

诞生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比较适合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必须首先实现治理理论的本土化。西方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不仅存在特殊性阻滞因素,而且也存在普遍性阻滞因素。特殊性阻滞因素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公共治理根本无法实施,而普遍性阻滞因素有可能导致"治理失败"。文章仅就西方公共治理面临的普遍性阻滞因素进行分析。     

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国美之争为例

以国美之争为例,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即经理人制度不完善,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规定不足,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缺位等,进而给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几点建议,即完善经理人制度、监事会制度和独立董事制度以及积极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内在与超越——孔子中庸思想阐微

孔子思想中存在诸多二律背反式的冲突模式,比较突出的如天人冲突、礼仪冲突、德刑冲突、仕隐冲突。这些冲突关系中实含有相互依存、彼此互动的内涵。孔子通过“命”来调谐天与人的冲突,通过“诚”来达致礼与仪的统一,通过“仁”来实现德与刑的互补,通过“时”来决定仕与隐的抉择。孔子解决其思想中内心冲突的原则归根到底是他的中庸思想,“命”、“诚”、“仁”、“时”都只是中庸原则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冲突模式所选取的具体超越路径。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藏区的稳定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是又各有特点。元明清时期的藏区得以稳定发展,与历代中央政权的治藏策略是密不可分的。选取藏区特有的刑事习惯法"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通过考察历代中央政权对"赔命价"制度的不同态度及其发展情况,以揭示历代中央政权治藏法制的基本特点。     

试探公司治理结构与融资结构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着融资结构的决策和效率,融资结构反过来也影响着治理结构的绩效。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深入探讨了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结构对融资结构的影响,又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了融资结构优化对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出了解决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与融资结构之间矛盾的办法。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并就法治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从"法制"到"法治"的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转折。法治中国建设首要而基础的任务就是保证宪法全面有效实施,而只有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才能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只有领导干部带头守法用法才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

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需要把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纳入到宪政的轨道,惟其如此方能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时代呼唤宪政,我们理应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执政党执政方式的宪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