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世代诗歌与现实主义创作潮流

20世纪,台湾诗坛经过50至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洗礼,70年代开始转型,书写"文化中国"与"地理台湾"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潮.台湾新世代诗人感应时代变化,创办诗社,出版诗刊,发表宣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说"葡萄园"和"笠"诗社奠定了当代台湾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那么"龙族"、"主流"、"大地"、"草根"、"诗潮"和"阳光小集"等新世代诗社则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推向发展与成熟,并预示着新世代诗人将在80年代成为台湾诗坛的主体力量.     

论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与对策

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被征地农民通过参与征地程序、表达利益诉求、意图影响政府征地决策的行为。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有利于政府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建设。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存在制度性障碍、组织性障碍和参与能力障碍等现实问题。扩大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要完善政府征地程序、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建设和谐社会与政府职能转变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在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政府职能及其运行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决定性体制因素。文章探讨了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并厘清了政府的职责。     

从青歌赛原生态侗族大歌引发的思考

原生态音乐及其原生态演唱挺进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舞台,虽然仅参与两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可充分展示了众多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丰厚的底蕴。这对继承与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遗产具有积极的推广作用,是时代呼唤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趋势,也让人们对原生态艺术有了较深的认识,从而引发对原生态民歌深层次的探讨和争议。笔者认为,继承和弘扬原生态民歌,理当完好的保留其朴素、浓郁的神韵遗风,绝不可以主观因素或某一目的扬长避短加以创新。民族传统文化乃民族精神之魂,是研究人类学、民族史和民族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源。     

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传记文学研究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之一,而要实现对于外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或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翻译这一介质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中外传记文学的相互译介是传记文学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由于传记文学具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特征决定了译者在翻译时既要关注译作的历史性,又要重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在译者陈述原作历史和文学艺术过程中,还会由于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审美价值和所处的特定环境等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加工,所以译者在翻译传记时就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角色,讲究译作的“纪实性”、“艺术性”和“创造性”。文章将围绕这三个方面对传记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什么样的翻译原则、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责任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译者在传记文学翻译中的角色及作用。     

婚内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新探

围绕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的规定,法学界掀起了关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的激烈争议,观点针锋相对。文章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否定观点作了批驳,指出实施婚内侵权损害赔偿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需要,既促进婚姻家庭稳定和社会和谐,又维护了法制统一。2008年公布施行的《物权法》和将要出台的侵权责任法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带来了新的曙光,为此,文章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提出了几点可行性建议。     

中国消费信贷市场中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

中国个人消费信贷近年来发展迅速,但随着业务的展开,贷款风险也逐渐显现。探讨中国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特征,针对中国个人消费信贷业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与美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对比,提出构建中国个人信用体系的若干措施,如最大限度地发挥国策方针的指导作用,个人消费信贷发放模式专业化、综合化,改革管理和经营体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思考

对目前农民工在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面临的诸多权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指出这些问题的形成既有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到位的原因,也与中国独特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和不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相关,需要通过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略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面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极为薄弱的现状,要在政府主导下,以政府诚信为核心,个人诚信为基础,企业诚信为重点,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批判吸收西方发达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经验,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信用体系.     

从“南方淑女“到“堕落天使”——《喧哗与躁动》中凯蒂女性话语的缺失

福克纳的南方世袭小说以其独特的写作手法和深刻的南方底蕴成为人们喜爱的作品。其中,《喧哗与躁动》描述了在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代变迁时,南方贵族家庭顽强地挣扎,坚持过去传统的悲壮故事。他透过旧南方传统价值观和荣誉观的瓦解来诠释旧南方的消逝,而这集中表现在对南方淑女以及绅士形象的颠覆和重构上。在旧南方向新南方的过渡过程中,凯蒂试图冲破旧南方传统的束缚,寻求自我的话语,但是南方好人们的固守使得她的努力最终都失败了。本文将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通过康普生家族对凯蒂的“审视”来诠释在旧南方传统笼罩下女性话语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