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油存续企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改革的总体思路

石油存续企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是当前石油企业深化改革的难点和重点问题。石油存续企业改革的核心应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企业的主营业务与辅营业务，并以此为基础对现有的业务经营单位进行重组，最终对辅业经营单位进行结构调整和整合，实现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基于绿色GDP的政府管理重理

当前在环境保护的加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绿色GDP一词成为时尚,政府管理越来越强调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行政体制、管理制度等的建设,以最终实现最优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讨基于绿色GDP核算体系如何重理政府管理,改变政府管理的传统方式,发展科学的循环经济,完善全面的政绩考核和调节决策体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职能的变革和完善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建议。     

西法何以未能东鉴--庞德与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浅析

庞德作为中国近代被政府聘请的最后一位外国法律专家,被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合适人选有其内在原因.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的理论、社会利益学说与国民政府的国家、社会本位论有相似之处.庞德在华担任司法部和教育部顾问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及法学教育提出了诸多有见地的建议,但最终收效甚微.笔者认为,除了政局动荡、法制建设缺乏稳定的环境这一因素外,法律文化的不同、宪政运动的失败、司法独立精神的缺乏及社会结构的落后是使其改革建议无法有效实施的更深层次原因.在法制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庞德的改革建议仍有其进步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论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职能定位问题

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定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通过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分析,指出在中国市场和政府结合的最佳途径是以市场为基础,将政府职能转化为以建设公共服务型为重点。     

政府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

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和源泉,起着表率和示范作用。当前政府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不仅已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公共管理的效能,而且也成为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缺失的重要原因。按照近代西方的社会契约理论,政府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权力异化的倾向和政治体制自身的因素。     

"民官比"不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公务员或国家干部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重要的是必须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权力和责任)划分清楚。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需要再把精力集中在“精简”上,而应按邓小平的部署,首先把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的工作做好。毕竟“小政府”是指“政府权力受限制”,而非“人数更少”;“大社会”是指“社会权利更广泛”,而非“人数更多”。     

中国出入境管理体制的抉择

近年来,出入中国边境口岸的人员和货物陡增,与国际社会出入境管理体制相比较,中国的出入境管理体制还欠完善.具体表现为专属中央管理的出入境事务由各级公安部门代为管理,公安部门的属地管辖、多层管理导致区域化壁垒、政令不畅;同时,公安、外交部门在护照管理上信息不通,多头执法,易产生管理漏洞.为与国际移民法接轨构建科学的出入境管理体制,中国应尽早出台<出入境法>;改革现有的多头管理体制,争取在北京奥运会前,逐步将全国出入境管理统一置于中央政府监管之下;利用<护照法>刚刚出台之契机,统一出入境证件种类和发放程序,增加并细化签证类别,简化出入境手续;重视人员素质提升,实现从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目标转变.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针对目前中国在防范与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现实债务压力和潜在财政风险、缓解其与社会经济稳定之间的矛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建议,从而建立一套科学的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机制,强化地方财政风险预警体系,实行政府债务报告制度,确保政府债务始终处于安全线之内。     

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建国以来，中国的发展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顺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后30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强盛，但是也面临着发展的困境。如果说，正是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跻身世界大国行列，那么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解决一系列发展难题，也必然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此，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     

行政人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自主

行政人与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并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角色都附带着一系列的义务与利益规定。角色冲突、利益冲突甚至是道德冲突产生的伦理困境,使得行政人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应从创设制度化的个人伦理生存空间、行政人对角色责任的清醒认识、弘扬行政人的个体独立人格、界定行政人的忠诚限度等方面帮助行政人找到既可保存公共利益又可保存自己人格完整的有效途径。